钟南山：城市创新不一定要靠出国 创新需要真本事

2012年01月12日 09:48
来源：凤凰网专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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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核心竞争力：允许思维改变

马启元：我觉得海归回来浮躁是因为中国现在的社会的一些浮躁影响了，并不是我们海归的错，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你刚才谈到创新也好，支持经济也好或者是智慧型城市，我倒是也有另外一些考虑和看法，我觉得中国社会发展到现在，在量的上面做到了全世界第一发展，其实我在纽约、香港都呆过，现在很多朋友第一个想法是到上海去，到北京去，或者到广州来，不管是老外还是老中，为什么？他看到的就是高楼大厦，服务跟上了，我讲的是硬件。当然我们量变，我们都是学物理的，量变要有个过程才能到质变，质变就是我们现在不管是作为一个创新城市还是知识型城市，是需要做到的。

那么质变体现在哪，我刚刚讲了软的核心竞争力，这里头包括思维的改变，允许大家去想一些事情，或者说他想的事情会得到社会的包容和支持，允许大家去做一些看似匪夷思维的事情，这里的教训很多，我不能拿国内去说，因为我对国内还不是那么熟，我就拿我曾经工作过的香港某知名高校去说。

大家都觉得香港很不错，但是香港是个智慧型城市吗？我举个例子，我曾经在同时担任过哥伦比亚大学工学院和哈佛医学院的教授，但是在香港的学校，它医学院就不会给我这个头衔，很奇怪为什么美国可以，我不是医生，香港就不行呢？思维和体制，这个东西不突破，你说要做创新不可能，因为我们是在做交叉科学的东西，交叉科学最容易出成果，但是往往像这样的地方，就受到了很多的制约和限制。

我们曾经讲一个创意文化，我也在上海担任过很多年的顾问，当时就希望我们能不能开发出一个动漫，做成我们国家的熊猫，但是这个事你去立项搞了半天，还没搞出来，美国的电影就放出来。讲的意思就是，可能我们应该从制度上面考虑，创新城市也好，智慧城市应该是质的一个突变，这里头包括各位讲的包容，包括各位讲的容忍，包括各位讲的思想的飞跃，谢谢。

邱震海：这跟我们东方的教育体系是不是有关系，跟我们的教育哲学、教育观念是不是关系。各位大家，有什么考虑？

浮躁已成普遍现象

赖小民：做企业这个角度，我还是喜欢那种创新型的人才，有点闯劲的人才。刚才钟南山教授讲到一个非常好的观点，一个现象，我完全赞成，现在不光是讲海归派的浮躁，现在是基本上浮躁是个普遍现象，官员也浮躁，企业家也浮躁，教授也浮躁，学生也浮躁，包括海归派也浮躁。我倒觉得这是一个社会经济发展从量变到质变的一个不可避免的一个短暂的过程，不可避免的，这是个阵痛，就像是你要付出这个代表，一个国家经济发展也好，它一定要经历过这个由低水平的到发展快速，再到浮躁，再到比较理性。

我先打断一下，我觉得现在缺少一个大家的时代，包括教授我觉得他讲的很对，现在出现培养大家的一个分为和时代。比如海归派，讲到海归派，现在第四代、第五代了，但是我们真正印象最深的，对国家贡献最大的，共和国的脊梁，民族的脊梁还是邓稼先那一代，包括那一批的海归派。我非常赞成，一个时代一定要有领军人物，一定要有大师，某一个行业一定要有突出的代表。

为什么这么多年诺贝尔奖中国都没有拿，这个跟我们的时代我觉得体制机制很有关系。

冯长根：大师有特征，战斗英雄也有特征，他冲锋在前，大师也有特征，在学术上，他在不断的提出新的东西，这就回到老话题了，你要创新，你没有创新这个特点，你就可能再过十年、二十年，你也当不了大师。用最普通的话来说，你如果要当大师，有一个简单的特征，你看什么样的书，你就可能成为什么样的人，你现在不看大师的书，你成不了大师。

马启元：我拿香港做例子，为什么它这样的体制工资是全世界最高的高教体系，拿不到诺尔尔奖，过去是被西方基本上引进为主，所以在这个引进文化，引进的博莱（音）主义思潮下，很少有人说我自己应该创造出一个学派，应该去做一个什么伟大的事情，你现在见到这样的人很少。

第二，是专注性，刚才钟院士他们都说是，你打造成一个大师，你做一个科研，你做一个企业，你做一件事，是需要长期积累的，大家都在讨论为什么中国出不了乔布斯，他后面的整个人生就是为了电子通信这个领域，他其他东西都不管的，我们现在很浮躁的就是说社会上各种各样诱惑很多，因此在一个文化的包容下，我们一般是做metoo就可以了，在这样的思维下，我觉得要出大师，确实比较困难。

中国人自尊心非常强

钟南山：我看中国人确实几千年一直是在中央，前世界的中央，因为我们的古代文明很强，所以中国人总的来说，从上到下，自尊心是非常强的。他经过了300年，在这样的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走下。完了以后，但始终在中国人里头是希望能够是最好的。所以，经过了我们这三十年，特别三十年的努力，我们真的走的很快，而且我看这三十年等于比过去300年还快，进步的非常快，这个时候我们这种心理又出来了，就是说我们做什么都要在世界上做的最好，不是最好的，你也要想办法弄到最好，这个思想，文化思想还有这种理念，传统理念有影响，对我们有影响，应该承认这个。

我们中国的文化有非常好的一面，好的一面就是我们自强不息，《义勇军进行曲》到现在还在唱，为什么？当时毛泽东主席说别改，就这么唱，我们再好，还得唱，在最危险的时候，这是非常好，就鼓励我们上进。

但是在这个过程里头，从上到下常常出现浮躁，我们就是要做的很好，没打倒也要说这么好，我想这个引导还是很重要，所以这里头有文化的因素，也有体制的因素。我相信这个会再改，现在已经再改，包括我们更加包容，而且我们的信息传统更加好的情况下，批评还有不同的看法，我相信不断在进步。所以我对这个是抱有信心的。

邱震海：您刚才收看的是不久以前我们在广州举办的一次论坛，我们的主题是城市与创新，如果说大家与一年之前我在上海举办的另一场论坛相比较，当时的论坛是大学与城市，从一年前的上海到不久以前的广州，大家可以发现《震海听风录》节目在这个过程当中，始终在追逐，在关注一种现象，那就是一种自由和包容的精神。

刚才我说了一句话，我说今天的中国最需要大家，然而今天的中国我们最缺乏的也是大家。如果现在和未来中国始终缺乏一种产生和创造大家的氛围和土壤的话，那么我们这个民族所谓崛起之路，未来会走的非常艰难，希望这个话题在新春佳节之前，不会给你带来太多的沉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