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投资环境，其实不但是外资的投资环境，也涉及到中国自己本身的内资的投资环境，说到所谓的超国民待遇，我们一定会讲到另外的一个外商有没有，如果说取消了国民待遇，超国民待遇的话，那么能不能在中国市场上享受到跟中国的国企、民企一样的一个国民待遇。
这个当然也同时也涉及到，无论是中国内资还是外资，在中国的劳工权益的保护问题，所以我们提出许多的问题都是在这个里面，有关这个问题，我想先请李洁，你作为外商代表，你怎么回应一下刚才第二部分蒋兆勇提出的一个相对比较尖锐的观点。
李洁：我觉得蒋兆勇先生提到的一些现象是有，但我也同意顾先生的看法，这个问题是比较深层次的问题，不单单是有一些个别的外资企业有这样的问题，更多的就是社会整个制度安排问题，我觉得这个问题我们在讨论展开的话，这个面就比较广了，比较大了。
但是我们讲到外资这块来讲的话，是否超国民待遇，国民待遇，其实我们就要关心的投资者所关心的问题有些部分，投资者我刚才讲到了，首先关心到投入到这个市场上，我市场是不是开放的，再个投资者关心的我受到的待遇是否公平。
王志乐：外资抱怨助推中国投资环境改善
李洁：从这两点上来讲，我们讲外资大部分领域还是受到了公平的待遇，大部分领域中市场还是开放的。那么再一个就谈到了透明度和可预见性的问题。
透明度讲主要是政策的透明度，可预见性讲到了政策和法律的可预见性，也就是说作为投资者来讲，不希望看到了朝令夕改这样一种现象，今天是这样一个投资环境，明天忽然一个新的政策下来以后，投资环境一下就变了。所以这是作为投资者所关心的大的环境。
这方面来讲，我们讲国内的这种投资环境的进步还是很明显的，但是还有一些地方还是需要改善的，并不是说已经到了完备到那个地步去了。
王志乐：我觉得咱们今天实际上讨论的也确实是投资环境问题，投资环境我的感觉，我是从1992年开始调查研究这些跨国公司，我觉得中国这些年投资环境在不断的改善，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是外资不断的抱怨和批评。
王志乐：你比如说，我在90年代初期调查的时候，当时外资抱怨的比较多的问题是中国的投资硬环境糟糕，当时说有的工厂一个礼拜就给他开三天工，因为没有电，四天工，它就抱怨没有电，没有公路，没有高速公路，后来中国在这个抱怨中改善了。
到了90年代末，我当时调查后来发现，它们抱怨比较多的是软环境，办事效率，还是这些像咱们的机关的服务这些东西，咱们也改善了。
但是到了最近这几年，它们在抱怨中国的投资环境，实际上它抱怨是没有享受到国民待遇，这个东西我认为讲的是有道理的，刚才提到，而且从中央领导，特别是国务院领导已经多次表态，我们要给外商以国民待遇，温家宝总理甚至于总结，他说说到底就是一句话，要给外商国民待遇，他说中国企业。
但是我们中国人很多人心目中，从来没有把这些外资企业看作是中国企业，所以有的时候在舆论上，在一些出台的一些个别政策上，确实出现了排斥外资，限制外资的这种做法，这个使外资感到它没有享受国民待遇。
所以，我觉得这一轮外商抱怨，如果我们纠正之后，我觉得对我们投资环境会进一步改善，中国现在的三大群体，怎么样能够让民营企业、外资企业能够公开的、平等的来展开市场竞争，这个对于中国的经济发展是最有利的，所以我认为这个投资环境最好的表现，并不是说对外资好了就好了，而是说要对中国的三类企业，民营、外资、国企出现一种平等的，相互合作的这种竞争局面，这个是最好的投资环境。
顾敏康：外资对中国投资环境改善起实质作用
顾敏康：我听了大家的发言，我觉得就是说刚才王教授讲的有点道理，就是外资你不能一概而论，因为外资里面有好的，有比较差一点的，我们国内更好的，但是从总体上看，我个人也赞同王教授的观点。就是说外资三十年来对中国的民主发展，对中国的法制建设，对中国的投资环境改善都是起了发挥了实质性的作用。
刚才我觉得，第二个我们要重视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说资本的特性，它是为了盈利，对不对？所以它总是会往能够挣到钱的地方去走，所以我们政策一方面不断改进，但是我想外资还会不断的到中国来进行投资，所以这个问题就是说它仍然会继续发挥作用。
第三个我想要说的什么问题呢，就是说其实我们如果要如何改善投资环境的话，我们可能将来更多的要考虑对企业的赋税的制度的整合的问题，因为我们以前经常听到地方政府对民营企业赋税太多，因为我们国有企业早就受到了保护，所以我们中央出台政策，一方面要给外资更多的国民待遇，一方面要给民营企业更多的市场准入的机会。
那么这个将来你也可以预测到，我们将来要关于在市场准入的方面还会加大力度，适当的开放，但是我个人总是感觉就是在外资的问题上面，我们不可能让它享受完全的国民待遇，这个是不大可能的出现的，要不然的话《反垄断法》就不会同时审查并购国家安全的问题，或者说对市场冲突的问题。
邱震海：其实我们一个问题带出了许许多多的子问题，但是不管怎么样，非常感谢各位的参与。
从12月1号开始，中国内外资企业税制合并提出了一个外资在中国的所谓超国民待遇要不要结束的问题，那么从中也折射出两个问题。第一，中国如何看外资对中国还存在的投资环境一些抱怨。第二是外资如何适应中国从过去、现在到未来整个发展的一个变化。
如果说刚才一直在讨论当中，大家提到了外资的一些从税制到其他方面的一些优惠条件渐渐的失去，那么同时中国方面也如何面对外资要求包括在中国适当准入在内的一系列国民待遇的一些要求。
同时，无论是境外企业还是在中国也存在对中国当地劳工权益的保护，所以从这个角度说，更大的是中国如何跟国际社会进行互动，国际社会如何与一个正在日渐发展，同时不断提升的中国社会进行互动。
我想，这其实本身也属于中国跟国际社会在中国崛起背景下一个大的战略格局的一个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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