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兆勇（北京媒体人士）：我觉得对外资也好，还有一个很大的优惠现在是实际上还是广泛的存在的。虽然是这样子越来越全球化。中国的制造变成一个全世界的一个制造的工厂。实际上这样的一个工厂是一个血汗的工厂，是一个中国农民工制造的这样子一个特征。但是在人权的问题上也必须要一步一步的越来越全球化。这里头有一些是，由于从税收的考虑也好，给他们一些优惠也好，有一些地方在前几年开放的过程中间，有一些引进外商的过程，并不完全是为了当地的一个就业，有些是为了政绩的工程、形象的工程，这样子引进一些外商。
比如说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大量的有一些城市在方圆很短的距离里头，很多大型的超市，这些超市在前几年引进的过程中间，中国是有规定的，加入WTO以后不能够再去限制。但是很多地方的政府引进这些外资把周边的农贸市场也好，这样子超市的恐龙都把周边的很多就业的机会已经把他们击跨了。这样子的话，其实在外国的很多它的一些超市开业，和开业的时间都是有很强烈很严格的限制的。
王志乐：外企认为没有享受到国民待遇
王志乐：因为这个题目和你今天讨论的题目有点偏了。这个不是现在你讨论的主要问题，而且这个问题要展开很长时间。我觉得这个好像不是今天要讨论的题目。实际上外商抱怨的主要并不是超国民待遇这个没有了，而是说他认为他没有享受到应该享受的国民待遇。但是我为什么说现在的投资环境在改善呢，因为从中央政府的政策和具体的措施实际上在大力的强调落实给外商以国民待遇。外资企业整体的工人的劳动环境，实际上比我们当地的企业整体的水平要高。
你比如说大家目标比较集中在比如说富士康，富士康实际上公司里边的那些工作环境并不比我们其他的乡镇的民营企业差。但是确实有一个，我觉得它的问题不光是局限在一个工厂，因为现在工业发展到今天，这种工业制造的模式需要调整。把一个工人绑在一条生产线上这么几千人在一条线上这么工作。我到那里也看过，我觉得确实对人性的发展不利。而这个并不是一家公司的问题，这是整个现代工业发展到今天，是一个需要我们整个社会来研究，像现代的企业到底怎么做。所以我是倾向于外资企业的整体情况并不是像刚才那位先生提到的那个情况，我觉得不是。
顾敏康：改革30年后 中国劳工成本不再低廉
蒋兆勇：到了今天这个现代的社会越来越文明，即便像有一些公司，但是你相比较全世界的工厂，一些把人还是当物体，还是太劣质这样子的一种企业的文化。我相信在别的地方，包括富士康，是不是到了今天，在这个转型的时候，甚至这个时候是应该调整一下，对工人多一些福利。我是觉得到今天这个时候必须要思考这个问题。还不能够持续这在以前30年前，再是以前那样一个人权的标准。
邱震海：王教授您怎么看呢？
王志乐：我觉得这个讨论不是今天的题目，因为他刚才提到的问题并不是外资企业独有的问题。这是咱们中国企业问题，所以我觉得这是另外一个题目，你不是要讨论外资企业的待遇嘛，它这个里头现在讨论不是这个问题了，这是中国企业现在我觉得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
顾敏康：这个问题蒋先生提到一个更深层次的一个问题。我觉得可以思考，为什么呢，就是说这个当然不是说更超国民待遇，直接能挂上勾，因为我们通常讲超国民待遇是在主要是指在优惠政策上面。当然这个蒋先生所提到的问题是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甚至到我们整个政府对外资的一个取向，价值取向。包括我们整个一个法制，法律制度，怎么来对待外资是不是要为了引进更多的外资而忽视对劳工权益的保护，我觉得这个问题是可以探讨的而且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
在投资中国的时候，你还是把中国工人劳动力认为很贱的话，这个是错误的。因为到了30年发展后的今天，我们的劳工不再低廉了，劳工的成本。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觉得值得提。当然从法律的角度来讲，我们其实也在关注这个问题，将来我们在吸引外资的过程中，怎么引进高质量的，包括低碳经济的，包括低污染的，包括一些高技术的投资，所以这方面我们都需要环保、人权、劳工、权益等等都需要考虑的。所以我想从长远的角度讲，一方面我们要让外资更多的享有我们在市场整入，或者投资领域方面的便利。当然总是有例外的，每个国家都有，为了国家的安全也好或者国家从宏观的角度来考虑的话，都会有限制的。
邱震海：好，非常感谢，我想为了讨论，现在其实我们现在慢慢的提到三个问题，第一个是外资企业在中国的优惠，如果说慢慢在失去的话，外资企业对中国提出的包括市场准入在内的那些国民待遇未来能不能实现，如何实现，同时，中国劳工的权益如何适当的进行保护。
李洁：外资投资者关心市场的开放和公平
邱震海：您现在收看的是有关外资在中国所谓的超国民待遇结束之后，各方人士的对话，所谓超国民待遇，其实刚才用王教授的话说，不是一个正规的一个用词，其实也许我们可以把它化解成或者扩大成一个外资在中国的投资环境。
有关这个问题，我们同时请出三位嘉宾在北京和上海，三位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