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公共外交最重要的环节是什么？
赵启正：我认为这个理解是准确的，当然由于现在国际交往密切了，中国出国访问的人在100万以上，外国每年到中国来访问的是200万以上，所谓的外国访问是指到外国，不是我们自己的香港、澳门、台湾地区，不是这个意思，这样超过100万。
所以交往机会多了，媒体仍就是不可替代的作用。比如说，我们中国的国际广播电台。比如说，我们中国的外文网站现在有60多种，每天在表达中国的国情，这当然是媒体的作用，所以媒体的作用在公共外交时代应当提升了。一个我们新媒体出来了，网络出来了，卫星电视出来了，所以给媒体在公共外交舞台上的施展有了更好的条件，绝对要重视的。
邱震海：但是坦率的讲，赵主任，当我们谈到对外媒体报道的时候，应该从50年代开始，中国政府的对外宣传就非常的强劲，当时叫外宣，但是比较坦率的讲，外宣给人的感觉，就是会有一种政府宣传功能。您认为，作为对外媒体报道，或者对外公关，对外宣传也好，它跟现时代的公共外交。在现时代公共外交的背景下，应该有哪些提升的必要和提升的空间？
赵启正：这里有两个问题，宣传，这个词在汉语中是完全没问题的，就是让大家都知道。把一个消息扩展开，把一个观点扩展开，这叫宣传了，但是不好的是对应到英文或其他文字叫Propaganda。这就是字典上，历史上一个错误。
Propaganda在大的字典上都有一个括弧，说这是贬义词，就是强词夺理的意思，所以中文变成外文的时候，这声音就出了毛病。所以近年来，我们对外文的表达，可以说是对外传播、对外介绍、对外说明，说明中国的真实情况，而不是强词夺理的说什么。我们表达我们的进展，表达我们的困难，也表达我们的不足，所以这样的做法效果就比较好了。
第二个问题，是我们媒体的力量还是不如西方，它们的CNN，它们的《美联社》、《翻译社》、《路透社》，它们的几家电视系统还是强大的。比如在华盛顿，我们的驻外记者加起来可能不如BBC的十分之一，再加上语言的差异，各种民族文化的差异，我们获得一手资讯的机会较小，我们的表达，他们的媒体就不一定很愿意转载，而我们的报纸到美国去卖，讲的是中国事情，只有少数研究中国者和对中国特别有兴趣的人才愿意读，我们缺少一个综合性的，也能表达世界新闻和中国新闻在一起，这样强大的媒体和及时的传递，我们正在克服的。
邱震海：赵部长，撇出宣传的用语，撇出很多西方媒体目前的强大，包括西方媒体对中国的误解。从中国自身本身来说，中国无论用外宣也好，还是公共外交也好，还是对外传播也好，怎么摆脱原来那种干巴巴的，怎么摆脱原来那种可能从以前留下来的所谓的，我们不一定完全认同政治说教的色彩。怎么样以西方人能够听得懂的语言，站在大家共同的一种高度，能够走进整个全世界人民的心中，在这方面作为中国外宣、公共外交主管的官员，您有些什么样的高见？
赵启正：中国60年来，特别是30年来，我们的进步，我们的实际情况是非常明显的。有人说一天一个新中国，每天都在变样，我们的资源是很丰富的，但是我们给外围看的时候，就不要把这个非常天然的、自然的面貌，把它过于修正和提炼。我曾经说过假设维生素C表达了我们国家的文化，我们的民族精神和我们的政策。
我们不能把维生素C提炼出来，做成一个维生素C的片给人家吃，应该把原生的苹果给人家，吃了苹果他们就会体会中国这样好的苹果，中国这样注意环保，中国这样注意建设，这样注意在改善地区的不平衡，让他去体会，而不能简单的用几个政治词汇去概括，那就相当于你把维生素提炼出来了，反而他不愿意吃或吃不进去。把原生的苹果给他，也不要做成果酱，也不要晒成干，你把苹果给他，这就是我们表达上的进步。
邱震海：好的，当我们谈到这个时候，其实大家已经可以看到，我们已经在切入到中国公共外交一个深层的问题，就是中国公共外交如何跟社会真正产生一种心灵的沟通，真正是用大家彼此能够听得懂的语言，站在大家共同的高度。
邱震海：好，欢迎回到《震海听风录》，您现在收看的是我们与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主任赵启正先生，就中国公共外交所进行的一个对话和讨论。您好赵主任，刚才我们谈到中国公交外交的定义、方式，它存在的一些其他风格。我们来看中国外交的目标，它到底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标，所以在您上我们的节目之前，我们在我们凤凰卫视的观众和网友当中，也是做了一个民意调查。
我们提出一个问题，叫中国公共外交的目标应该是什么？三个选项，第一个是树立正确的中国形象，我们看到占了65.77%观众认为，这应该是中国公共外交的目标。另外有22%的人认为，应该确立中国的国际话语权，10.81%的人认为，是应该与西方来共同梳理人类，共同的话题。
看样子，绝大部分的观众还是认为应该是树立正确的中国形象。赵主任，您认同这一点吗？您认为这是一种正确的理解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