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虹生：邓小平为我父亲的追悼会念悼词

张闻天病逝无锡 张虹生未能见父最后一面

解说：1975年盛夏，得到上级的批准，张闻天迁居无锡疗养，此时的张闻天已是百病缠身，曾几次送到医院抢救，那个时候国家对于干部有政策，可以调一个子女回身边照顾，这一次张闻天再没有拒绝，将儿子从新疆调了回来。

张虹生：我父亲临去世以前，就打了个报告，就说是他已经老了，身体不行，那么儿子在新疆，已经十四、五年了，锻炼嘛，也差不多了，说是希望能够调回来，这个报告就转到组织部，组织部就批下来了，就说可以调回到对口。

对口就是你原来是工厂，你回来还是工厂，原来农场你还是农场，原来农村你还是农村。

解说：1976年7月1日傍晚，张闻天突发心脏病，在无锡与世长辞，而张虹生的调令这次没有批下来，张虹生收到消息后，第一时间想要从新疆赶往无锡，但是按照规矩，由于探亲回家还不足一年，他无法再请假回家。经过特别指示，即日之后张虹生才启程，等他到了到达无锡时，见到是父亲的骨灰盒。

张虹生：回去以后，遗体告别，就是跟家里人告别，已经十几了。因为当时中央是有文件，就是不准开追悼会，搞纪念活动，所以我父亲就是没有搞这个纪念活动，也没有开追悼会，连卜告都不准发嘛，所以，就这样我回去以后，我父亲的那个骨灰，放在那个革命烈士纪念馆那边。

解说：张闻天去世不久之后，张虹生带着对父亲深深的缅怀，被调了南京，继续在农场里工作。

张虹生：那么我调回来，对口我就在农场又干了三年，我会犁地、会播种，撒种什么。回来以后，我们那个农场后来是老职工不多，都是那个新职工，都是那个知青，知青他们也不会犁地，也不会播种，我回来以后正好没人犁地呢，就给我一个人犁，两三百亩地吧，我就轮流着犁，有两头牛，一张犁，我今天犁这儿，犁完了，明天再犁那儿，反正就是轮流着换着犁。

解说：回到南京的农场，农活一点没有比在新疆减轻，无语在新疆生活了很长时间，刚回到南京，张虹生有很多不适应。

张虹生：在新疆时候都是集体，回来以后就等于说是个体了，个人管个人，上帝管大家。新疆的话，吃饭是食堂，住的地方是这个公家管，你只要劳动就行，不习惯，刚一回南京真不习惯，刚一回南京，南京人的水，他是不讲究的，他一个塘，什么洗衣服也在里头，涮马桶也在里头他吃水还在里头，淘米还在里头，我们真是不习惯，后来我们就跑到那个猪场，主场那面有一口井，好深好深的井，我们就上那儿去打水挑回来用。

解说：1979年，张闻天的骨灰被运回到了北京的八宝山。

张虹生：父亲平反前，中央决定把我父亲的骨灰盒转到北京八宝山，后来是我去的。因为我是儿子呀，我捧骨灰盒，我护送到那个八宝山，当时是胡耀邦、邓力群，还有那个，还有一个是组织部长，还有一个王任重，到火车站来接。

解说：8月25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大会，隆重追悼张闻天。

张虹生：我父亲的追悼会是很隆重的，头头都来了，当时是华国锋还是主席，主持会议的是陈云，这个宣读悼词的是邓小平，这是当时的最高规格，那个华国锋、汪东兴他们都参加了，就政治局常委，除了叶剑英在广东修养没来，其他全来了。

解说：父亲的追悼会召开不久，张虹生收到组织部的调令，把他调到北京去，心中在窃喜的他，万万没有想到，母亲将这份调令退了回去。

张虹生：她说干部子弟，为什么一定要都回北京，太多了当时，要求落实的太多了，在外地不一样工作，但她没想到，我北京终究是朋友多，我愿意在北京，你说我不想回北京，我还是想回北京，因为我小学也是北京，中学也是北京，而且我平常接触的都是北京的。

北京我同学太多了，而且这些老同志我也熟悉，很多我都熟悉，愿意到北京，她不同意。。

解说：没有能够调回北京的张虹生，选择留在了南京，进入南京大学任职。

张虹生：南大征求过我意见，因为我是中文系毕业的，我刚一去时候，那个组织部征求我的意见，是去中文系还是去哪儿，我自己提出来去图书馆。

我终究离开这个就是学校啊，这个知识界，离开了太长了，20年了，我总想多看点书，我心里想到图书馆那是最好的了，成天可以看书，没想到图书馆那么多业务事情。

解说：直到退休，张虹生一直在南大图书馆任职，人生的几起几落之后，最终回归平凡。

张虹生：我也没有后悔，因为我也没法选择，我只有走这一条路，自从我被打成，这个打成“坏学生”以后，我只有这一条路，我再也没有路了，而且就我个人来说，我跟我父亲个性有点像，就是不喜欢拍马屁，我不能够有大的贡献，那么我就老老实实工作，清清白白做人，我不利用我父亲的这些关系，去给父亲抹黑。

解说：在张虹生眼中，父亲的一生是英勇的一生，革命的一生，他艰苦朴素而又大公无私，不求回报地奉献出一切，张虹生还记得，父亲在去世前还叮嘱母亲，把他补发的工资和解冻的存款全部交给党，对自己的子女却是什么也没有留下，但是在张虹生的心中，父亲却始终是他一生的标杆。

张虹生：就是他去世时候，遗嘱里面捐了4万，他的钱，那么我母亲到北京以后，又给“少儿基金”捐了4万。

60年代、70年代初，那几万块钱不得了啊，可以买7套，起码是10来套四合院，不给我一个钱。我父亲到临死前，最后跟我说的一句话，就是说你要相信，不管以后有多少艰难险阻，社会主义一定要胜利，一定为胜利，我佩服我父亲，就是这个大公无私、一心为公，自己的事情可以一概不过问，你哪怕整我也好，批判我也好，那个我的信仰不变，他这种信仰，这种执著对我的影响最大。

姜楠：张虹生的一生受父亲影响很深，他的命运也注定和父亲紧密相关，他后来一直在南京大学担任图书馆管理员的工作，母亲又向南京大学下了死命令，不可以看在她的面子上提拔，因此后来二十多年的时间里，他再也没有申请过职称，也没有被提拔，一直到退休，他都只是学校的图书馆管理员。

张虹生说，父亲最大愿望，就是他可以自食其力的度过平凡的一生，现在看来他用漫长的时间和坚韧的毅力，按照父亲的愿望，抒写了自己不平凡的平凡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