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虹生：邓小平为我父亲的追悼会念悼词

张虹生被扣上“坏学生”的帽子

张虹生：那时候号召那个说是“做第一代有文化的劳动者”，那么干部子弟当然报名不多，那我就要给干部子弟争口气，你们说干部子弟不行，那我就去，就是我去了，临走以前谈过一次话，谈过一次话他就是，你愿意下去，你就下去，反正是不管干什么工作，都是革命工作。但是你下去你要吃苦，准备吃苦这是第一个要求，第二个要求不要后悔，你干你愿意，这是你自己愿意去的，那你就要干好。

姜楠：张虹生带着满腔的激情和信心，来到了天津茶淀农场，但是没过多久，他就开始怀疑自己所做出的这个决定，每天起早贪黑，耕地、播种，几乎看不到能为国家做些什么，但是考虑到答应过父亲，要吃苦完成革命工作，他还是咬牙坚持了下来。

两年以后，也就是在1959年，张虹生做出了一个决定，要参加高考，继续上学。

解说：1959年，张虹生自己报名参加高考，填写志愿的时候，他很想报考外交学院，但是考虑到自己两年没有复习过英语，害怕分数不够，就找到了父亲寻求帮助。

张虹生：我一开始是想填外交学院嘛，后来我就跟我我父亲说了，我父亲就跟我说，不行，说你有本事就上，没有本事就不要考。他说完以后他不光不给我问，因为是夏天，高考是那个夏天吗，他干脆他走了，他到北戴河去了，到北戴河开会呀什么那个，走了，所以我找人都没地找，所以我以后也不求他。

解说：没有得到父亲帮助的张虹生，放弃了外交学院，考入北京师范大学，与此同时，经常居住在王震家中的张虹生，从王震口中得知，父亲由于一次发言，被撤销了职务。

张虹生：因为当时我经常住在王震家，住在王震家，跟王震的孩子关系比较好，那天我在他们家，王震就说，他说虹生啊，你父亲犯错误了，你要跟他划清界限啊。我说政治上应当说我跟他划清界限，但血缘上我不可能跟他划清界限，他是我父亲，一万年以后也是我父亲，我怎么跟他划清界限。

解说：1962年，随着“整社”运动的开始，张虹生被分配到东坝人民公社，农场的生活十分辛苦，每天半斤粮食，对进行农耕作业的人，是远远不够的，粮食严重短缺。

张虹生：全队养了一口猪，因为那个时候有这个任务，必须要养猪，养了一口猪，那个猪一年多了，还没个狗大，比狗还跑得快。你想想，那么高的墙一蹦就过去了，瘦的不得了，也没东西吃吗，98户人我去访问了96户，问他们有什么困难有什么要求，结果他们的要求，第一个就是解散食堂。

食堂是吃不饱的，吃不饱的，这个粮食拿回家来，还可以什么做稀一点啊，做什么配点什么东西做着，那个代用品吃，但是在食堂，就是那么一碗糊糊，什么也没有，所以都希望拿回家来吃，这是第一点。第二个要求就是分田到户，就是包产到户。

解说：解散食堂、包产到户，这是在那个年代别人想都不敢想的事情，张虹生却这样做了，虽然做法得到了当地群众的支持，但是解散食堂的第二天他就被调回学校，受到了批评。

张虹生：没有想到会给我个“坏学生”，勒令退学，也奻想到把这个问题跟我父亲的问题连到一起，因为我们终究在这个，革命环境里长大的，对吧，比较天真比较单纯。我们是可靠的一批人，批判完了以后，给我定性“坏学生”，完了以后勒令我退学的时候，我临走的时候，我还跟那个党委书记争呢，我说我们两个三十年以后见分晓，看看谁对。还争，不服气啊，那肯定不服气啊。

解说：被扣上“坏学生”的帽子，以及受到父亲的影响，张虹生很难在北京找到工作，母亲刘英在王震的帮助下，让张虹生去新疆，继续在农场工作。

张虹生：我就跟我父母亲说，那我就只好到外地去工作，我说工厂里去不了，我就再到农场去吧，印象比较深的就我查那个，新疆不是那个水浇田嘛，在这个水浇田这个田埂上，查这个水漏不漏水的时候，我就想一辈子就是这样过去了，未来也没什么，不会有什么大作为了。

解说：度过了短暂的适应期，张虹生很快融入了这里的生活，他一面像老工人学习技术，一面开始利用自己的文化知识，对种植技术进行研究，而这也让他深切感受到了农业工作者的艰辛。

张虹生：我既然干这个工作了，我干什么我就要干好，这是父亲对我的要求，也是我的习惯，所以你让我喂牛的时候，我就研究养牛，那个还买了很多书，我赶车时候，就跟那些老工人学，我种地的时候，我什么都种过，种过棉花，种过稻子，种过麦子，还种过玉米。

我最怕的就是麦子和棉花，割麦子是一割两三个月，那个腰都直不起来，跟断了一样，定额还很高，一天一亩五，就定额是一亩半，想我最后能割两亩多，一开始是是弯着腰割，最后弯不下去了蹲着割。

拾棉花很苦的，八月份就开始开花了，它开花是从下面往上开，新疆的是长绒棉，专门培养出来的一种，“胜利一号”一根一根的，就一根，不高，就这么高，两边都长着棉桃，一亩地三千多株苗，就是这么一根一根的，也是弯着腰，从最底下的开始，摘完，这个摘到最后，十二月，一月时候前面一个人用棍子打着，把那个霜打下来，后面一个人拾棉花，你说苦不苦。

解说：在新疆的生活，张虹生住在地窝子里，每天重复着不变的耕种生活，虽然身体上劳累不堪，但是他却没有太多抱怨。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张虹生收获了自己的爱情。

张虹生：我到新疆以后，一开始没什么书看，我就经常到宣教科去看书，我爱人就是那样认识的。

她原来在宣教科当干部，我爱人年轻时候蛮漂亮的，后来我到那里看书，正好她在那儿，她管这些书，我心里想，新疆还有这么漂亮的小姑娘呀。第一印象就是这个，是我主动追呀，追追追，最后就成了。

解说：由于繁重的农耕劳动，张虹生患上了肝炎，在新疆治疗了一年多，都不见好转，反而变成了慢性肝炎，于是他写信给父亲，想要回北京看病，却遭到了父亲严厉的拒绝。

张虹生：我父亲说你有什么资格回北京来治病，新疆的那么多农工，能够在新疆治好，你为什么治不好，这是他给我的回信，你就在新疆治疗，你治不好那你就跟新疆工人是一样的待遇。

后来他可能也感觉他这个话说的太重了，他就这个给我寄了100块钱，说你营养营养，这就是他对我的。很难想像呀，绝对不准我有一点点特殊的思想，所以有一个时期，我跟我父亲的关系就很紧张，有一个时期，我甚至于怀疑你是不是我的亲父亲。

姜楠：从1962年到1975年，这13年的时间里，张虹生和妻子一直都在新疆，过着艰苦的农耕生活。正在这期间，他们一共哺育了两个女儿，但是他回去看望父亲的次数，并不多，十几年的时间也就只有五次。之所以次数这么少，一是因为路途实在遥远，二则是因为父子之间的关系，一如既往的平淡，为数不多的几次见面，也都只是寥寥草草的几句话，就连儿子要回去新疆了，他都不出来送别。

张虹生回忆，父亲最后一次见他，那个时候他已经病得很重了，手放在胸口，连喘气都困难，这一次父亲坚持要为他送别，一直目送到他消失在自己的视线里。这是父亲第一次送他，也是最后一次。

解说：1975年，张虹生到广东肇庆探望父亲，这一次父子俩聊了很多，之前很长一段时间，张虹生都不能释怀父亲对自己的冷落，这次的见面父子之间关系得到缓和，这也是多年来父子之间最亲密的一次见面，思想上面不再聊。

张虹生：到肇庆以后，他那个时候工作是不工作，但他写东西，我父亲到肇庆有一份肇庆文稿，他比较对经济比较关心，就谈当前的经济。他跟我说，讲过，他说你说计划经济不好，但是资本主义国家，现在实际上也搞计划经济　。

解说：由于从新疆到广东路途遥远，张虹生和探亲假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路上，和父亲相处的时间并不长，但是这次的相间让张虹生感觉到父亲对他的态度发生了改变。

张虹生：我走时候他就送我，因为我是坐船走嘛，到广东是坐船，他一直送送送，送到他走不动了，心绞痛犯了，他坐在马路边上看着我走，那个时候那个眼神可有人性了。

心里特别不舒服，过去我离开他就离开，那时候我才感到，哎呀到底是父亲，有点舍不得了，这时候我才感觉到，而且他坐在那儿，一直看着你走到他看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