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后老画家重执画笔 创作组影响中国画发展

2011年11月29日 17:09
来源：凤凰网专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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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延声：他说作为中国画来讲啊，我们这个机构啊主要还是研究性的，它不是一个行政机构，对各地的美术创作呢，它主要起一个学术上的引导作用。所以叫研究院呢，好像更合适一点。

张道兴：他们的思路啊，就是我们要把中国画要找回来，要把中国画找回来，找到哪来，就是找到，就按照中国画的艺术规律来发展。

解说：中国画研究院的名字定下来了，建院的报告也得到了上级的批准，接下来就要进行筹备了。

1980年10月，经国务院批准，成立中国画研究院筹备组，组长为朱丹，成员有蔡若虹、黄胄、吴作人、李可染、叶浅予。  

这几个人的名字在中国当代美术史上都是响当当的，他们不仅是大画家，而且还有着巨大的凝聚力。

解说：年轻的耿莹很快得到华君武的答复，让她到藻鉴堂来上班。华君武强调，她的任务就是为大师们服务。

耿莹：他就说他是我们的国宝，他说你保存他的画有什么用，他说主要是把这个人从健康、心情，从让他有一个好的环境，他能够进行创作，这是第一位的。 

解说：耿莹专门准备了一个本子，记录画家们的健康状况。耿飚得知后，很严肃地对女儿说了一番话。

耿莹：他说啊，女儿你的那个责任很重啊，你知道你肩膀上担的这些都是国宝啊，我一说拿出那个小本本，跟他我说那谁谁谁，什么这个那个。他说你这个小本本不能丢啊，这是一级机密，说不能丢，一级机密。  

解说：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的中国，正处在改革开放的初期，到处都是欣欣向荣的景象和忙碌的气氛。当时国家领导人的日程可谓日理万机，但是他们的身影也不时会出现在藻鉴堂这个偏远的小岛上。     

在这里，耿飚和著名老画家许麟庐成为了知己。

耿莹：那尊敬得不得了，许老先生说耿老，那个说不敢不敢，许老许老。

李延声:谷牧同志也经常去，还有万里同志也过问这个事情。

解说：在来访的领导人中，还有一位客人让人难忘。他就是当时的国家领导人、开国元勋叶剑英。

邹佩珠：叶帅在颐和园后边经常去钓鱼的，有时到那里去，那天呢正好有很多人都聚在那里。

郭怡孮：就在外面摆点儿这个藤椅，在那个藻鉴堂的院子里坐着。

邹佩珠：叶帅做了诗，希望大家看怎么对上。

郭怡孮：后来呢，画家们就说，给叶帅画画。陆俨少那张画，是我守着画的。

邹佩珠：那么大家也很高兴，大家又鼓掌又干嘛的，反正是很高兴。

解说：从这些往事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在当时，保护人才、尊重人才，是整个国家自上而下的共同心愿。

“当时要代表国家嘛，对，当时其实就是代表国家，是啊，你对外开放了以后，有一些重要的外宾，当时进入中国，对外开放，交往慢慢的频繁起来，所以这些场所不能只是一个简单的一个硬件设施，对，也不能是给人一个临时的感觉，是，是！慢慢的就要，就要把它机构化。是，是。”

王鲁湘： 1981年的11月1日，是中国画研究院正式成立的日子。而成立大会的地点被特意安排在了北京饭店。在那个年代，重要国事活动或重大会议一般都会首选北京饭店。三十年前，中国画研究院的成立大会就安排在了那里，可见当时研究院的成立，竟是一件举足轻重的国家大事。

李燕:吴作人先生是主持人，代表画院成立的角色是谁呢？画院的第一任名誉院长，李可染先生，他发言，有同期录音。

李可染：中国画研究院在国务院文化部的倡导创建，在中国画的创作组的原有基础上，经过几年的扩张工作的努力，终于在今天成立了。

李燕:人数如此之多，主持人规格如此之高，代表发言的规格如此之高，那真是空前绝后。所以当时大家都觉得，我们国画的一次新的春天到来了，真是，你看每个人情绪，这叫溢于言表吧。

解说：从老资料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当时出席会议的四位国务院副总理，谷牧、方毅、万里、姚依林。

我们还可以辨认出李可染、黄胄、吴作人等众多中国画界的泰斗。

吴一娜:在那种场合呀，因为这些老先生啊，一个个德高望重的，所以呢中央领导跟这些老先生，那关系啊就有点像兄弟一样的。

解说：会议开的并不长，却给所有与会者留下了终生难忘的深刻记忆。因为这不只是一个研究机构的成立大会，而是一次中国文化的盛会，是中华文化复兴的一声号角。

邹佩珠:李可染就说，中国画研究院的成立，是一件大事情。能有这么一个平台，那是太不容易了。

解说：按李可染的说法，成立中国画研究院的主旨在于深入认识传统和发展中国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