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后老画家重执画笔 创作组影响中国画发展

2011年11月29日 17:09
来源：凤凰网专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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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怡孮：刘海粟天天11点去敲我门，砰砰砰，砰砰砰，11点，不到吃饭时候，他饿得快，他块儿大，吃得多。小郭吃饭啦。特别是我记得当时那个情况啊，我们十个人一桌，有小点心当时。每人一块小点心，刘海粟呢就拿一手绢，把这小点心都揣起来，拿走。那个时候呢，你想想这个生活也还挺困难的说实在的。服务员就特别什么，那女服务员（说）这老头是怎么回事，怎么那么没出息呀？一人一块，你怎么就拿走了。

解说：这是1978年的中国。     

人们刚刚从动荡的岁月中走来，犹如一度陷入绝境、筋疲力尽的跋涉者，终于看到了明媚的阳光，一股新的力量正在积蓄和升腾。

这段时光被当今的史学家们形容为“百废待兴”。但实际上当时的中国并非一片废墟，而仍然是埋藏着珍宝的沃土。

友谊宾馆南工字楼就是在这个时候成为了一处临时的艺术殿堂。

李燕：出来这么一个环境啊，我觉得在中国美术史上应该记一笔。  

邓林：那时候在那个友谊宾馆，我一个星期去一次，那一个走廊都是画家。我就从这个屋子串到那个屋子，那个屋子串到那个屋子，反正我要喜欢看呢，我就多看一点儿，有的时候老先生说不画了呢，聊天，我就陪他们聊。 

李燕：聊啊，他们又都喜欢京戏，又聊又唱。

邓林：心情是很舒畅的，这个是当时最大的心灵的解放。

李燕：在这种情况下，那当然笔下就会出一些精品。

解说：获得新生的画家们爆发出少有的创作激情，好像要把十年流逝的光阴全部弥补回来。

而作画的重要动力就是为国家为民族做奉献，延续绵延千年的传统血脉。  

当年，画家们的很多画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用途，就是为国家换取宝贵的外汇。当任务布置下来，所有画家都不讲任何条件。

郭怡孮：给国家画画。这应该的做贡献。这说实在的，国家能够用上，就很感激了。

李燕：当然稿酬很低了，像我父亲（和）李可染这一级的画家，那一方尺按15块钱呢。

郭怡孮：陆俨少先生最后是六百块钱嘛。这个我记得清楚，因为我在身边，老先生就是不敢收。

解说：我们不禁怀想，在这座小楼里，曾经创作出了多少传世精品。这些凝聚了大师心血的力作，成为了那个时期重要的国家级文化遗产，将被历史永远珍藏。 

解说：根据不完全统计，中国画创作组成立后仅仅8个月时间里，就组织了17个省市的80位画家，创作完成了4000余件作品。

1978年的9月，文化部艺术局主办了一个汇报展览，展出的136件作品，每一件都是精品，代表了那个时代中国画的最高水平。

“这个两边的灰色建筑都是我们院里头的，院里头的画室，现在这个画室它小，现在这个做画的尺度越来越大，因为建筑大了，对对,所以这个画室呢，只能做小型的创作。”

解说：今天的中国国家画院这个院落，曾经获得过建筑设计的大奖。

但是，这些设计的很多方面，却并不完全源于设计师的灵感，而是来自于对一个特殊地点的怀念。

吴一娜：实际上我们这个房子盖得有很多地方挺像它的。

解说：这个留在很多人记忆中的地方就在今天的颐和园。      

尽管友谊宾馆的条件十分优越，但为了给画家提供一个更适合作画的环境，1979年6月1日，中国画创作组迁往颐和园中的一个小岛。      

岛上的庭院被叫做藻鉴堂。

李延声：它是一个岛，就是正对着那个佛香阁吧，南面，湖中间。 

张立柱：藻鉴堂是一个民国时期的一个建筑，它不像颐和园的其它建筑，那种宫廷式的，它是一个半洋式的二层楼。

马国强：这个小岛呢，风景非常好，当时的画家都以非常愉悦的心情在这里搞创作。

解说：这张照片上的人是曾任国务院副总理的耿飙将军和他的长女耿莹。今年76岁的耿莹从事着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但她同时也是一位画家。

在耿莹的一生中，三十年前的一段往事是她人生的转折点。

1980年，刚从北京中医学院毕业的耿莹无意间听说了一件事，从小喜欢中国画的她感到很兴奋，就找到了父亲的老朋友华君武。

耿莹：我说华叔，听说你们要搞一个这个画院，我说你画院要不要医生啊，他说当然要，我们这都是国宝啊。

解说：耿莹所说的画院，其实是在中国画创作组刚成立后不久产生的动议，原因是中国画创作组一方面广受好评，另一方面创作组的建制让大家感觉只是一个临时机构。

杨力舟：就说现在开放了，要大量的外事活动，需要礼品画，这个中国画创作组承担了这样的任务，所以从这个情况来看，长期地租用这个房子啊，在这个临时机构呢，有它的局限性，国家应该投资建立中国画研究院。

中国画研究院名字由来 藻鉴堂画领导人

解说：中国画研究院的名字听起来似乎很平常，但实际上是经过大师们的认真讨论，几经商议才确定的。最早提出这个名字的是著名美术家蔡若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