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教陈丕显：给主席写检查一定要先说自己错

2012年08月20日 11:21
来源：凤凰卫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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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小津：我、张春桥和陈伯达什么给你当顾问，把张春桥跟姚文元派到上海去帮助你工作，这种的说法在当时来讲是非常独特的，江青给我父亲当顾问，陈伯达给我父亲当顾问，派张春桥、姚文元去当助手，我父亲心里当然明白用心何在啊。如果说我父亲这个头脑不清楚，立场不坚定就被拉过去了，当然我父亲他也很注意方法，他说我这身体不太好，这个是太明显的一种政治表态了，就是我跟你不同流，不合污，而且还讲了不止一遍，那她就很不高兴了，江青就不高兴，就变脸了。

解说：陈丕显后来回忆到，吃完后，谢志成在洗手间对江青说，江青同志，丕显确实身体很不好，那是因为他柴米酱醋管得太多了，这顿不愉快的晚餐就这样不欢而散。而这次在北京，陈丕显和叶飞、谭启龙、江渭清等华东局几个省市第一书记在陈毅家也聚了一次，陈毅对陈丕显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你就好好养病来开什么会呀，陈丕显把这次来京的情况讲给陈毅听，并说，回去以后病恐怕也养不成了，谁都明白这句话的意思。

陈丹淮（陈毅之子）：这顿饭的话呢，很沉重，很压抑，现在看起来呢，就是叫做最后的晚餐，我父亲他很愤慨，觉得他从不理解，已经走到了不同意了，他就讲的话，其实他就提出，就说过去啊，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时候，就有人大喊，吹的很厉害，吹捧他们。然后呢以后呢，就走向修正，这个在列宁，斯大林的时代也是这样子，特别是赫鲁晓夫，说现在也有人吹捧毛泽东吹捧的这么厉害。在快结束的时候，他就是请大家喝一杯酒，说是现在的话呢，我敬大家一杯酒，从回去以后大家各自过关，过了关我们就再见面，过不了关，那我们就就此作别了。

陈小津：陈老总讲的那些话，对于这些第一书记们，包括我父亲的这些，陈老总的部下们，都是这个教育深刻，引起他们的深思的，事实上大家对文化大革命这场大风暴的来临都有思想准备。

解说：中央工作会议之后不久，王洪文等人开始筹划成立“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由原上海国棉十七厂保卫科职工王洪文担任“总司令”。11月8日，“工总司”的代表要求上海市委承认“工总司”。

陈小津：“工总司”的成立，就基于我父亲对上海市工矿企业不能搞文化大革命，不能成立造反组织，这个是请示过周总理，请示过陶铸同志的，因此上海市委曹荻秋他们就是不同意。

郭志坤（原上海人民出版社总编辑）：他就讲不行，根据中央的精神，这个不能够承认，这个组织，也不能够支持。他提出了一个“三不”，就是说不参加这个会议，不参加这个，“造反总司令部”的成立大会，第二不承认这个造反组织，第三不支持这个造反组织，所以后来呢就王洪文这些，这个造反派就很恼火。

解说：11月9日“工总司”在上海文化广场召开成立大会，《宣言》中称，要把人民的权利从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手中夺回来，大会进行中，工总司的人多次打电话到市委，每次曹荻秋都拒绝参会。次日王洪文开始采取“革命行动”，他率领几百人强行登上602次列车，要求发车北上，602次列车发出后不久，周恩来就指示，不许劫车北上。602次列车被拦阻于安亭车站。当天的《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不允许停止生产闹革命，在市委干部的劝说下，部分工人陆续返回上海。然而王洪文等人并没有放弃，他们派出一部分人站到安亭通往上海的铁轨，另一部分人则卧轨拦车。

陈兆金：铁路上也瘫痪掉了，这个工人，总工会去抓，也抓不动了，不听话了，乱掉了。

郭志坤：造成了三十几个小时的停车，交通京沪线是中国经济的命脉啊，煤、煤当时很紧张，只有两三天的供应量了，如果你再停下去就不得了的事情了。

陈兆金：在这个警备区这个小礼堂，在那儿开那会，就指定叫马天水你要抓，上海不能断煤，断煤就要断黑了，电没有了，这个机器也没办法，工厂的工人生产也没办法了，无论如何想一切的办法，有大船运大船运，小船运小船运，那火车运的话，那火车运，保证上海这个煤。

解说：急转直下的形势让上海市委极为被动，他们希望能借助中央力量扭转形势。

陈小津：这时候中央文革进场了，中央文革进场了，陈伯达专门写了封长信给王洪文他们，也是不同意的，派张春桥来宣读，来做工作，要劝他们回去，不能成立。抵达上海后的张春桥并未和市委领导联系，他在王洪文的陪同下到了安亭车站，宣读了陈伯达给上海工人的电报，动员工人返回上海，回到上海后，部分造反派队员要求和张春桥谈判。

陈小津：在这个时候，张春桥耍了他的阴谋诡计，他表示他们同情，表示支持，保证他们的安全，就是他们是可以的。张春桥事后自己都坦承，他是拎着颗郎头，上海话颗郎头，就是拎着脑袋，他同意了，就是你们是革命行动应该支持，有什么事责任要找上海市委负，那这件事情实质上，对上海的文化大革命就起了非常大的破坏作用，震惊了中央，也震惊了上海市。

解说：在“工总司”提出的承认其是革命的合法的组织，这次事件所造成的后果，由华东局，上海市委负完全责任等五项要求上，张春桥大笔一挥，写了“同意”二字，得知此事后，陈丕显立即给陈伯达打了电话。

陈小津：当时陈伯达不接电话，王力中央文革的小组成员他来接电话，因为王力他懂福建话，他替陈伯达做翻译，我父亲一听电话是王力，王力你接什么电话，我要你做什么翻译，我是福建人，老夫子什么话我听不懂，你叫老夫子来接电话，那王力就没办法了，他（陈伯达”不敢不接这个电话，我父亲的电话里就是一连串的排炮式的提问，谁给他（张春桥）这么大的权力，他（张春桥）凭什么同意呀，这个和中央精神符合吗？那陈伯达那几乎是哀求的口吻，接这个电话我在旁边，几乎是哀求的口吻，哎呦我的小老乡，这已经发生了咱们就好好做工作吧，这个应该你们负责嘛，他诡辩，说所有发生在上海土地上的事，你上海市委都有责任嘛，他来这个。但是这件事情就成了我父亲和中央文革彻底决裂的分水岭。

周恩来亲自致电陈丕显 望其出面解决困局

解说：1966年底，十几万“工总司”造反派在康平路棒打“工人赤卫队”队员，被镇压的赤卫队员准备步行北上告状。“工总司”在昆山县桥镇拦截赤卫队员时，双方再次大打出手，附近的工人，农民也加入冲突，“昆山事件”事态不断扩大。

解说：1967年1月1日凌晨3点，周恩来从北京给陈丕显打来电话，询问有关“昆山事件”的情况，得知沪宁铁路部分列车行驶中断后，周恩来要求陈丕显出面解决问题，恢复交通。

陈小津：周总理说阿丕你一定要把这个，你出来工作，上海的情况很严峻了，我父亲在第一线去处理这个非常难以处理的问题，接到总理的电话，内心是非常高兴的，千言万语他有很多的话要跟周总理讲，他只能讲几句，就是我很想不通，接下来怎么弄啊。是见到了一个老领导，老一辈一个亲人，当时这么一种心情，总理很多事情想不通，这样下去怎么办，上海的工作，上海的老百姓这一类吧，总理很坦然，一天没罢你官，你一天做好你的工作。千言万语就这几句话，总理这几句话我爸爸都心领神会了，坚守岗位到最后一天嘛。

解说：陈丕显抱病出来主持工作，他派人到昆山平息武斗，并将滞留人员送回上海，1月3日中断的铁路恢复通车，1月5日《文汇报》刊登了陈丕显签发的《告上海人市人民书》，号召“革命的工人同志们紧急行动起来”，“抓革命，促生产”。

郭志坤：这个公告呢，是由丕显同志签发的，当时我记得问他要印多少，一定要多一点，至少二十万，要做到能够家喻户晓，这个一发了以后啊，毛主席充分肯定，后来转载的，转发的，所以张春桥、姚文元这些好像是陈丕显又捞了一票，这一伙人就说了，他不是生病嘛，他出来干什么，他是假病。

解说：1月6日，由张春桥、姚文元牵头，上海各造反组织以全市造反派名义在人民广场召开了彻底打倒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大会。

郭志坤：当时呢就是发了几个通令，就是勒令这个，就先是一号通令，就是说不承认这个陈丕显是上海市委书记，不承认曹荻秋同志是上海市政府的市长，勒令丕显同志要七天之内要交他检查报告。

解说：批斗会后，陈丕显持续主持工作，当时上海“经济主义歪风”刮得正劲，过去需要层层审批的请示，造反派随便找个“头头”签字就可以完成，汽车，军大衣等等物资都不难得到。为了制止“经济主义歪风”，陈丕显参与起草了《紧急通告》，刊出后再次得到毛泽东的赞赏，毛泽东不但指示《人民日报》转载，还委托陈伯达写了贺电，这是张春桥等人万万没有想到的。

郭志坤：所以他们又急了，又要抓旗帜，他怎么样呢？他反而诬告，他说经济主义这个妖风刮起来的元凶就是陈丕显，这个是栽赃啊，明明是他们来搞的，造反派来搞的，结果又找丕显同志，他说他是刮“经济主义歪风”的元凶，后来报纸上的话又在批判，同时呢又要组织一个新的大会。

解说：1月12日早，很少穿军装的他特意穿了一套新军装，前往聚集了几十万人的上海市人民广场。

陈小津：他非常泰然，刮了胡子，很自然地跟我母亲讲，说小谢我去上班，他知道他要去参加这次大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或者说是一个非常严峻的一场斗争，穿了军装对自己，我是南京军区的政委啊，我是上海警备区的第一政委，我是上海警备区党委的第一书记，他要在造反派的面前，更要在全上海市的人民和全上海市的党员干部面前表现出一个我是指挥官，我是个战斗者，我不是一个窝窝囊囊的一个来挨斗的，那时他们正好就惧怕我父亲穿着军装的形象啊，他们就把他的领章拿掉了。

解说：被押上台后，陈丕显被要求低头站着，他的耳边不停地响着造反派的呼声。

陈兆金：讲两句话就打倒，讲两句话就喊打倒的口号，说是陈丕显反毛主席，陈丕显反革命，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上去摁啊，摁头啊，因为他不低头啊，我没罪啊。

解说：主席台中央坐着张春桥和姚文元，而陈丕显则是站着，一站就是几个小时。

陈小津：当场就是面对面的就进行对话，就进行抗争，他们就说你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就砸烂你的狗头，我父亲就我没反对，就顶得很快，打倒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我父亲说我还没死，你怎么知道我不改悔啊？就根本就，就是这么一种针锋相对，你一言我一语的，那非常强硬，他最强硬，他最强硬了，打倒老反革命陈丕显，我说我五十来岁我不老，我不是老反革命，就是这样。

郭志坤：整个会场上呢确实是乱哄哄，所以就是说为什么呢持续时间比较长，后来也不了了之，后来很快就是说叫他们就拉下来，就是坐那个敞篷的那个卡车，就是游街，游行了。

解说：关于陈丕显受批斗的消息通过电视、报纸很快就在中国各地传开了。

叶薇薇（叶飞之女）：小报上面就讲呢就说是这个毛主席看了这个电视直播的时候毛主席就看，毛主席看了以后就讲，就说你们不要不让人家讲话，你们也要让人家讲话，因为那个时候批判把陈丕显弄在台上，然后陈丕显就特别硬啊，人家说他什么他就反驳，他就跟人家对，结果后来呢这个造反派就去摁他去给他坐飞机，就摁他，然后毛就讲，那你们应该让人家讲话嘛，所以这个当时是挺轰动的，影响挺大的。

陈丹淮（陈毅之子）：我记得那时候1月份的时候啊，作为我们那时候啊都是普通的学生，不知道这些情况，但是那时候一听到这个上海夺权，报纸上一登我第一个反应就是哎呀完了，阿丕叔完了，阿丕叔这下子彻底垮了，我们就是这种感觉，他就是一个这种在一种斗争的中心。

解说：2月5日，上海人民公社宣告成立，上海党政领导权被张春桥、姚文元等人篡夺，此时已经失去自由的陈丕显不会想到他会成为触发“二月逆流”的引信之一，在上海刚刮起“一月风暴”的时候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请几位副总理列一份名单，把各省市委第一书记接到北京保护起来。

叶薇薇：我父亲呢是在1967年，1967年2月7号的夜里飞机连夜就飞到北京，当时来的呢还有江渭清、谭启龙啊，然后大家一看陈丕显没来，就讲自己各个省的情况都差不多，然后就是陈丕显没来，因为那个时候“一月风暴”刚刚才过嘛，这个为什么名单的上面本来有陈丕显，为什么陈丕显没来？

解说：其实中央派了专机到上海接陈丕显，可是张春桥不放人。

陈兆金：这架飞机是从四川过来，接着李井泉在虹桥机场等，这个阿丕书记，结果呢最后两小时，等两小时就说是找不到阿丕书记了，找不到，实际上他关在那个地方找不到，他不放就是，两个小时，停两个小时，找不到嘛，那这飞机不能老是在那停着，最后飞到北京去了。

解说：2月16日，周恩来主持召开政治局常委碰头会，与会人员陆续到达怀仁堂，谭震林在门口碰到了张春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