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教陈丕显:给主席写检查一定要先说自己错
内容提示:陈丕显13岁就开始从事共青团工作的“红小鬼”,在“一月风暴”的中心与“四人帮”进行了怎样的斗争,他又有着怎样的人生境遇呢?本期节目为您讲述曾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的陈丕显的人生故事。
凤凰卫视8月18日《我的中国心》,以下为文字实录:
陈丕显与四人帮奋力斗争“红小鬼”变成“黑小鬼”
曾子墨:1967年,江青在《为人民立新功》的讲话中,说了这样的一段话,上海有一个人,还是“红小鬼”,我是全心全意地希望他抓工作的,可他死不回头,我的话不听,毛主席的话不听,如今“红小鬼”变成“黑小鬼”了。江青没有直接点名批评这个“红小鬼”是时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的陈丕显,这位13岁就开始从事共青团工作的“红小鬼”,在“一月风暴”的中心与“四人帮”进行了怎样的斗争,他又有着怎样的人生境遇呢?
解说:1965年12月中旬,在沪东造船厂参加“四清”运动的陈小津休假回家,一进门,陈小津就感到了一种不同寻常的气氛。
陈小津(陈丕显之子):进门以后,在家里面走廊里站了不少工作人员,有我认识的,父亲的秘书,父亲的警卫,也有我不认识的,都站那里,一个一个看他们都神情非常严肃。然后再往里走呢?客厅的门是关着的,大白天关门干吗,那我就要进去了,这时候我父亲秘书就来,就说你爸爸跟耀邦同志在谈话,说不让人进去打搅。他这一讲我有点,就有点意外,我就拎了一个热水瓶,给他们加点水吧,那进去以后呢,发现他们两个人坐在一起,那脸部表情确确实实是很严肃。
倒完水,陈小津只得退了出来,此次胡耀邦是应陈丕显之邀到上海检查身体的,当时胡耀邦和陈丕显已有三十年的交情,两人都是1929年参加革命的。彼时胡耀邦14岁,陈丕显13岁,他们在各自家乡的地方儿童团工作,几年后,两人在瑞金相识。
胡德平(原中央统战部副部长胡耀邦之子):在1933年的时候,我父亲从湘赣苏区到了中央苏区,陈丕显叔叔恐怕要更早一点,反正也在1933年,在中央苏区他们见面了,当时的见面呢,彼此都很狼狈,因为我父亲是作为一个AB团的嫌疑分子,要再次要受到审查,以后解除了这种审查。刚刚分配工作,而陈丕显叔叔呢,他的哥哥就被当做AB团杀掉,是个少年吧,就被杀掉了。在当时陈丕显叔叔呢,也是作为一个社会民主党的嫌疑人。
解说:有着相似境遇的陈丕显和胡耀邦很快就熟络了起来,在中央苏区团中央儿童局,陈丕显任儿童局书记,胡耀邦任宣传部长。
胡德平:在当时他们反正是住在一个房间里面,吃饭呢,就一天两顿饭,就是也没有油,也没盐,但是很朝气蓬勃,那参军的少先队,就16岁以上的,那参军的人一次都可以动员几百人。
陈小津:我父亲当时是团中央儿童局的书记,就是发动儿童支援前线,发动儿童支援红军的战斗,发动儿童来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的多次围剿。而胡耀邦呢?当时是一个刊物,这个刊物呢,就团中央的刊物,叫做《时刻准备着》,名义上这个身份很高,《时刻准备着》的总编辑,那总编辑,手下肯定有人,其实手下没人,就他一个人,什么刻钢板啊,什么印刷呀等等等等,都是他一个人。
胡德平:因为我父亲有些文化吧,反正是在当时好像《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呀,还有一些马列主义翻的一些很简单,很粗浅的一些读物,他们还都能读到,看《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嘛,就说人的最宝贵的是生命,它给我们只有一次,当我们离开人间的时候,我们不会为自己的碌碌无为而羞愧,中央苏区的领导开始叫这对好搭档“红小鬼”。
陈小津:在中央苏区我父亲也好,耀邦也好,是作为一个“红小鬼”,“红小鬼”就是个小男孩,你说今天在我们眼里看来,十三四的小男孩是个什么嘛,实际上不就是小学生嘛,再加上耀邦也好,我父亲也好是农村的孩子,当初生活很艰苦,个子也不高,那肯定是骨瘦如柴。那么毛主席,周恩来,在中央苏区确实把他们当成自己的孩子,因此就有了个爱称叫“红小鬼”。
解说:彼时的“红小鬼”在1965年一个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书记,陕西省委第一书记,一个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他们的这次会面是在罗瑞卿被批判“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林彪”后不久。
陈小津:那个时候正好是罗瑞卿在上海受批判,从以往历史上,我父亲也好,耀邦也好,跟罗瑞卿的私人关系是非常好的。当时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已经出来了,又在上海批,批判了罗瑞卿,当时党内的一些情况,作为我父亲来讲也好,作为耀邦讲也好,他们都会感到有一场风波,风暴的来临,当时他们并不搞的清楚究竟如何。
解说:陈丕显当时不会想到,在此后那场史无前例的政治风暴中,他本人会处在风暴中心。1966年初,陈丕显查出患鼻咽肿瘤,3月经周恩来批示住院治疗,6月,陈丕显搬到上海市西郊宾馆疗养,这期间文化大革命使上海工业生产受到严重影响,事故增多,质量下降,科研项目中断。
陈小津:当时我父亲和曹荻秋、魏文伯,他们最焦虑的,最担心的不是他们受什么冲击,不是他们被打倒,或者是不被打倒,对于他们来讲这全是次要的,他们最惦念的,最着急的,或者说他们当时最反对的就是工厂不能乱,工厂乱了,上海的经济生活,上海的社会生活,上海老百姓的衣食住行,油盐酱醋那全部都被打乱。
陈兆金:他们就经常的呢在哪里开会,在他疗养的地方,休息的地方开会,文革当中,就说这些人都集中不到一块了,这个东躲西藏,造反派到处抓他们,但是他们有时候还凑到一块开会来研究怎么来维持上海的秩序,他就说就是做怎么乱我们不能乱,一定要稳住,要把这个生产呢,不能耽误掉。
解说:7月初,陈丕显和市长曹荻秋向刘少奇和邓小平汇报了上海的情况,陈丕显在回忆录中这样写到,少奇、小平同志也深为忧虑,但他们也有难言之隐,只是原则性地指示我们要按“五·一六通知”精神,领导好运动,注意抓革命,促生产。随后,在陈丕显、曹荻秋等人的领导下,上海市的局势趋向稳定,然而8月8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也就是《十六条》。随后的几个月,近三十多万红卫兵涌入上海。
陈兆金(陈丕显秘书):有一天就说正式说是决定成立一个红卫兵接待站,这是这个陈丕显呢就是下了个指示,成立红卫兵接待站,外地红卫兵来了,你总是要有吃的,要有住的,他们要解决什么问题,就成立这个红卫兵接待站。
解说:串联,造反越演越烈,上海的局势也是愈加混乱,9月30日,陈丕显打电话到北京,了解到中共中央对文革总的精神是要“真正做到抓革命、促生产,把当前的经济形势扭转过来”,陈丕显把中央精神传达给曹荻秋等市委领导,他们开始采取稳定局势的措施,而陈丕显的举动很快引起了林彪、江青等人的关注。
叶群来电打乱陈丕显计划 江青公然向其示好
解说:1966年10月7日晚,陈丕显接到叶群的电话,要他参加中央工作会议,叶群的来电让陈丕显有些摸不清头绪中央工作会议为何由叶群通知呢?尽管当时很疑惑,陈丕显还是登上了叶群派来的飞机,到北京后的第二天,江青便邀请陈丕显和夫人谢志成到中南海吃饭。
陈小津:她怕他落后于形势,说你老在医院什么跟不上了,你要来参加这次中央工作会议,这些当然也从江青的角度来讲也是她的关心啊,落后于形势,不就是落后于她的那些所作所为了。
解说:其实早在几个月前,江青就曾向陈丕显示好。
陈小津:江青公开就提出来,说毛主席要上北戴河是1966年的夏天,说阿丕你跟我们走,毛主席同意了,跟我们一起走,就是跟着她和毛主席上北戴河休养,那我父亲当然不愿意跟她一道走,就是以他得的这个病,北戴河比较潮湿,不合适,就婉拒了。其实让他上北戴河就觉得有点奇怪了。
解说:这顿便饭,陈丕显吃地非常谨慎,他言语不多,主要是听江青说。
叶薇薇(叶飞之女):江青就想把他拉过来,那么陈丕显不干,陈丕显不能够把他,把这个曹荻秋和魏文伯,把他推出来,他本来可以把这所有的责任都推到这个曹荻秋身上,然后他呢出来成为上海的一把手,跟中央文革合作,他做不到,他不能这样做。
解说:此后,张春桥也到京西宾馆找到陈丕显,表示了对魏文伯、曹荻秋的不满,希望陈丕显回到上海后能出来主持工作,陈丕显没有吭声。中央工作会议结束后,江青第二次请陈丕显夫妇吃了顿饭,这次是在钓鱼台。
《我的中国心》凤凰卫视中文台播出【节目专区】
主持人:曾子墨【主持人专区】
首播:周六10:05-10:55
重播:周日21:40-2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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