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超海：我记得我第一次那次到夏公那里去，他是原来在这个南小街他的老房子了，文革的老房子，他这房子原来是很大的，两个院，但是文革当中都被一些工人、司机都占了，他只剩下一个北房。北房呢当时是一家三代都住在里头，所以在哪一个环境里头，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当时夏公他白内障很厉害，近乎失明，他带着高倍眼镜又加上放大镜，在那里整理周总理在文革以前在新侨饭店的一次创作会议上的讲话，夏公就是当时收读了好多材料，反复地校对。当时我感觉哎呀，夏公在这样一个环境里头，我说你这么，他说那没办法啊，他说这个是我过去的欠帐，也是我在文革前应该完成的一个任务，我没完成，今天我要把它完成。
解说：当时国内电影界的思想还很混乱，夏衍希望周总理在新侨会议上的讲话，有助于清除人们头脑中还残存的极左思想，他急于要拨乱反正，1979年夏衍当选为中国电影家协会主席，和全国文联副主席。各类社会活动，占满了他每天的大部分时间，但他依然乐此不疲。
王晓棠（原八一电影制片厂厂长演员）：第一次接触他是在1979年的春天，因为开一个会，住在一层，一直很敬仰他，读过他的基本，读过他的文字，听过他的讲话，就想去看一看他，约了之后我去了，就他一个人在，他看我去了，他就拄着拐棍要站起来。哎呦，我说夏公你坐你坐，那个时候因为是文革之后不久嘛，没见过面的经过这10年之后再见，经常的一句话就是，你受苦了。当时我觉得这句话对他也挺合适。
解说：当时华艺出版社要出一套书，想请德高望重的夏公写个序，王蒙还记得他怕夏老眼睛不好，为他起草书稿的事。
王蒙（作家）：这个老头特别好玩，他可能怕打击我的情绪，所以就说你的意见都吸收了，我看了半天，我也没有看出来哪个是吸收我的，我觉得这个老爷子真是挺有意思的。这个文人呢，文人有时候有这个倔劲，很多事我自己累也可以，但是我不能随便苟同你别人的风格，别人的用词的方法，所以他是90多了，他甭管多费劲，他的字总写老大，他费老大的劲，但是他还得自己写。
解说：夏衍为人谦和从来不摆架子，很多人都愿意找他请教，他也决不推辞。
王晓棠：我跟夏公有一次交往，我谁都没说过，这个时候我就脑子里就闪出来我要去告诉夏公，第二次去找他，我说夏公那本子八一厂不拍了拍不成了，为什么？就说了这个变故。夏公说好，你去上海电影制片厂之前再来一次，拿我一封信到上海去，我说哦就这样分手了，回来之后心里很温暖也很感动，因为对我来说跟夏公过去没有任何，他只是知道我是一个演员。
解说：夏衍为人排难解纷，从不荣心挂齿，而他对自己却始终是淡泊明志，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四十年中，他推掉了5次晋级加薪的机会，他说，我主要是靠写东西。
沈旦华：他从来不报销的，他没有报销，你去问问毛建渊他从来不报销，包括他公差出差，比如说到他喜欢的地方广州、杭州、上海，这种地方去出差的话他一律不报销，包括旅店他也不报销，他倒是要跟对方说给我打点折，他不报销，因为他自己出钱。百花奖那一次是八几年吧，在杭州举行的，他们是好心，当时的浙江宣传部长叫罗东，宣传部长是罗东，罗东是沈宁的同学，就是我姐姐的同学，他是香港培侨的同学，他就想反正那个嘛，给他一个好一点的酒店，搞了一个五星级的总统间。那个时候一天大概要不到两千块钱吧，老头住了一晚上就跑了，然后就跟罗东讲，说我出来的钱是我自己出的，我不要住这样的。
王蒙：他认为就是能放下床，能够放下几本书就可以了，你说他是清高也可以，他家里头，他那客厅啊，客厅里什么东西都没有。那个沙发很破烂，这我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其实他财产多了，他光字画还有邮票，他喜欢集邮，那些财产要是放到现在啊，我看，我都估计上千万都不止。他后来所有的这些财产，都捐给浙江的这个展览馆、博物馆，所以我觉得这个，这个我必须说老实话，就这点我也做不到，你让我说是，我这个有上千万元的财产，然后我家里头这个桌椅板凳都那么旧，那么破，这我受不了这事。所以我就觉得这确实，现在有的年轻人他都不知道有这样的人，确实有这样的人，他思想境界比较高，对这个自己的什么名声啊、地位啊，什么财富啊，什么薪金啊，稿费啊，收入啊他都不在乎，他绝对是这样一个人。
解说：夏衍喜欢猫是出了名的，他从小跟母亲养蚕，为防老鼠养猫，就跟猫结下了不解之缘。
沈宁：喜欢猫也是一种精神上的慰藉吧，跟它聊聊天，猫啊，喜欢的。他跟冰心两个人都是也是老谈那猫，冰心喜欢白猫，他喜欢行猫，这两个人就白猫好，猫。其实就是好玩呗，好人呗。
王蒙：当然他这个人的善，善良，其实很多人也都知道，他对猫都那么善良。有时候我听了以后我都，说这个猫跳到他身上，结果这个猫尿到他身上了，然后他女儿就打这个猫，他就说说它既然已经尿到我身上了，你就让它尿完了嘛是不是，你让它是不是，它正尿着半截呢你打它，这也太，太不讲猫道了这是。
解说：1994年10月30日国务院授予夏衍同志“国家有杰出贡献的电影艺术家”称号，并祝贺他从事革命文艺工作65周年，夏衍在谢词中说，我愿为我的国家和民族继续工作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王蒙：他非常地衰弱，那天是他说话也都很费劲，他那时候是处在一个什么情况，就是他住院住得很长时间了，实际上他每天低烧，据我所知这个老人遇到这个时间就是有点快不行了，当然医学我不懂，反正是情况不怎么好，你说一定有什么特别的大病在发作也没有，但是也没法治了，治疗了。他说我现在担心一个事儿，我赶紧走过去了，因为他说话声挺小，我就走过去。他后来就说，说现在提出来是发展这个市场经济，咱们这些作家并不懂市场经济，也没怎么见过市场经济，他们能够好像把握这个生活的变化，和这种这个新的这个气象吗？我跟你说实话，我当时都觉得，哎呦，我说您都到什么份上了，您别操心这个了是不是，您能歇歇就歇歇吧，是吧。那作家一个笨的也没有，都机灵着呢，他们要想了解市场，他们自己会去想办法的，不用您老在那儿操心。
葛超海：他躺在床上，他就轻声对我说，他说我呀没有什么大病，我就是人老了，我这个人呢，没有什么本事，就是因为我能有今天，就是因为我碰上两个好领导，一位是周总理，一位是陈毅同志。
解说：夏衍一直到他去世，他说话清晰，数字清晰，而且他不说废话。
王蒙：他说现在我想了想我这一辈子没做过什么打搅别人哪，给别人增加负担的事，但是我主要有一个缺点，我活的稍嫌长了一点儿，他说其实一个人活个七、八十岁吧，也就可以了，活到九十几岁吧，有时候难免给别人找一点儿麻烦，我想起来我很难过。你很难找着一个这么自觉的一个老头，你上哪儿找去啊，他会自责什么呢，说我干嘛活那么长啊，正常的活七、八十岁已经很长寿了。
解说：1995年1月21日清晨，夏衍吃早饭的时候就感觉不好，于是他找来子女，从容地分咐了后事。
沈宁：他（说）把我的骨灰撒到钱塘江，钱塘江当然好了，我们也遵守了他的愿望，就撒到钱塘江，搞了一个挺大的仪式呢，谢晋也来了，谢晋给他，一个船弄到一个船上，把我妈妈的骨灰和他的骨灰都撒到钱塘江了，然后呢谢晋还给他倒的酒。谢晋不是爱喝酒嘛，倒的酒，点的烟，搞得很隆重的。
曾子墨：夏公离开我们已经十六年了，他的美文却还常读常新，激励着我们后人，献上夏公一生中而的唯一一首诗以饗观众，献给一个人，献给一群人，献给支撑着的，献给倒下了的，我们歌，我们哭，我们“春秋”我们的贤者，天快亮，我们诵赞我们的英雄，已经走了一大段路了，疲惫了的圣·克里斯托夫，回头来望了一眼背上的孩子，啊你这累人的，快要到来的明天。感谢您收看《我的中国心》，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我的一生是与祖国命运、人民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年轻时，我即把国家昌盛、人民幸福当作理想来追求。回首走过的路，无怨无悔。
—夏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