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建渊：因为夏衍在三十年代以后，对上海的，对江青的情况最了解的一个，放不过他的，不能放过他的，因此这个时候冲击的是夏衍。
秦怡：你看他个子非常得小，非常得哨，但是他这个意志呢非常地坚定，他什么都不怕，他在文革里头，把他台上踢到台下，他不能告诉人家的东西他就说，这个事情我不能告诉你的，随便你怎么样好了，我不会告诉你的，因为这个事情不属于我应该告诉你的事情，他就跟人家会这样讲，别的人敢吗在那种时候，是吧。
毛建渊：专门在北京展览馆举办，单位的几千人的，大概四五千人的批判大会，要批深批透，在这个时候呢，军宣传队叫我们不要直接跟夏衍见面，也不要跟群众见面，到你要批判的时候，我叫你们上去。这个后来我都知道了，这么批判了一段时间，很早那次会，10来钟，不到11点钟就结束了，最就知道周恩来同志不允许长时间地进行一个会上面进行批判或者怎么样。
解说：周恩来需要保护的人太多了，终于在1966年12月的一天，一伙穿着军装但没有标徽的人带走了夏衍，这年他刚好66岁。
沈旦华：他几次受伤全部都在部队里，在卫戌区打的，这卫戌区打打不得了，他们都是学过的呀。
沈宁：那时候真不知道他是活还是死，就是说军宣传队通知嘛，去就去，说去看看。我们也不知道到哪儿，他就在那站着呢，人特别瘦特别白，穿的一个新的，就干净的吧，中山装蓝色的，架一拐棍，我很奇怪，我爸从来不架拐棍。我说怎么了？他说没事没事就是扭了筋了，会好的，会好的。然后我们就进去了，进去这就是见面，跟我们会面，一种什么就是说，然后呢他就讲，家里怎么样了，好不好了，我弟弟结婚了没有，他就在偷偷的，我不是这么坐着嘛，他就塞了我一张纸给我，是一张当时的那种草纸，就是那种手纸吧，很粗的那种。他拿那个火柴棍烧焦以后写的不白之冤。
解说：夏衍渡过了八年零七个月被“监护”的生活，没有人知道他是怎么熬过来的。
沈旦华：当初是怎么抓去的，怎么打的怎么弄，我一直问我老头从来一个字不讲，一个字不讲。人家就很奇怪，最后有一个熟人是谁啊跑来他讲了一句话，那个熟人最近写的一篇文章我看见的，他说国外净找我们党的岔子，我要说了呢，实际上给党没有带来好的印象，所以他说这点也无所谓，我活着到现在了，我也不后悔，所以我不就不说。
解说：1975年周恩来病重，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毛泽东批示，周扬一案似可从宽处理，分配工作，有病的养起来并治病，久关不是办法。
沈旦华：先放我老头，我老头说不出来，说你没有结论莫名其妙把我抓进来，现在又说没事儿把我放出去，我的结论怎么弄？你们发过，在1968年发过中共中央一号文件，就说四条汉子就是特务，特务、工贼、党内走资派嘛。就是这样，他说你们是对这个有，反正不出来，不出来以后，当时接他的人是谁呢，接他的人是胡绳的妹妹，不姓胡，胡绳也不姓胡。胡绳的妹妹，胡绳的妹妹就讲了，她跟我们也很熟，她就说，家里头等着你吃饭呢，现在不做结论也没有问题，我们很快就给你做结论，她算是我老头单位的管组织的，那么就回来了。
解说：夏衍回到家里，妻子和子女们为他收拾好一间狭窄但很洁净的小屋。
沈旦华：文化革命以后（后期）他放回家了，可是四人帮还没倒，他在家干吗呢，记小菜账，买菜，我妈或者我们家阿姨出去买菜，那时候用了个阿姨，多少钱多少钱他全（记）这个东西现在就在上海图书馆，还是上海档案馆。那段的物价多少钱上面都有，他很仔细的，所以呢，他之所以关心不是单单是民生，另外他也有一个收支平衡的问题，他知道他挣多少钱，然后用多少钱，另外他帮助别人要多少钱，这个他是一贯的。
解说：已经75岁的夏衍，平生第一次有了尽享天伦之乐的时间，在家抱抱孙子，和老板过着恩爱相敬的日子。
沈旦华：他挺会弄的，那时候暖气都没了嘛，因为我们那个院子原来是有暖气的，文化革命这么多年暖气都坏掉了，我们自己生个大炉子，我自己从旧货市场找了一个大炉子废的，我把它改造好了，特好用。然后他就整天添煤弄这个，瘸个腿还经常干这个干那个，挺高兴，我感觉还不错，经常还有人来看他。
解说：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去世，三天后的一个下午，邓颖超为夏衍争取到最后看一眼周恩来遗容的机会，此时，工作人员已在收拾灵堂，夏衍脱着断腿颤巍巍地走上前去，这是他九年来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见到周恩来。
沈旦华：他自己说，他一辈子就哭过两次，第一次他母亲去世了，正好我快1937嘛，我快生下来了，我母亲去不了了在上海，他到杭州去奔丧，嚎啕大哭就这一次。第二次就是总理去世，哭得非常厉害。
毛泽东一句此人不能信任 潘汉年郁郁而死
解说：1976年10月18日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垮台，1977年底，夏衍真正获得平反，他想起很多共事过的老同事，尤其是第一次带他见到周恩来的老战友潘汉年。
袁鹰：这个潘汉年确实是，却不讲他早期在上海做情报工作，有很多的贡献，就是后来30年、40年代也是有很大的工作，最后到50年代初，就是因为毛泽东主席一句话，说此人以后不能信任，就此把他打成反革命，一直关到文化大革命以后，结果一听广播，还是说像潘汉年、胡风这样的人，这样的反革命是不会转变的，他觉得彻底失望了。本来寄希望文革以后能够，结果后来就是好几天情绪很坏，饭也不想吃，在家那时候也是病了，后来就去世了。夏衍他写这个文章也是大概有这个用意，因为当时死掉很多人，不管文革当中冤死的，像田汉呐什么这种他很熟的人，包括后来去世的，像郭老了什么的，但是他为什么赶紧先写这篇文章也是有他的用意义赶紧。就因为这个确实是一个很大的冤案，应该赶紧平反。
解说：1978年秋，夏衍出任对外友好协会副会长，和中日友好协会会长，已过耄耋之年的夏衍又忙碌了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