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蓝：我自己还挺不好意思，就觉得没有什么，我个人说老实话，没有什么突出的贡献，确实就是在我自己就是在夏衍同志，这个他的创作思想影响下成长起来的。
解说：1959年春迎接国庆10周年的旋风在电影厂愈刮愈烈，“大跃进”中盛行发射艺术“卫星”的做法开始抬头。周恩来听说后指出，“精神产品不能放‘卫星’”，要鼓足干劲，但也要留有余地，夏衍迅速果断地对故事片的“高指标”进行大幅度压缩，并将主要精力用于提高影片的艺术质量上。
葛超海（原夏衍联络员）：夏衍就是为了庆祝建国十周年，把整个的准备一些优秀影片，有一个目录请总理看，过目。总理看了以后说都很好，有当时很多的革命历史的题材的，反映这个社会主义建设题材的，反映人民生方面的都有。但是他说好都是没有什么，很活泼的片子，娱乐性的片子，他说太严肃了，总理就提出这个问题来，他说最好有点轻松的、愉快的片子才好呢。夏公当时说怎么办呢，那时候已经是1959年的春天的 了，离国庆还有几个月。周恩来提醒夏衍说，你不是刚去过大理嘛，能不能搞一个反映少数民族载歌载舞的喜剧片，这让夏衍想到了云南女作家赵季康和他的丈夫王公浦。
沈旦华（夏衍之子）：《五朵金花》是季康写的一个本子，他跟另外一个叫赵什么写的一个本子，这个本子不能用的，起先不是五朵金花是九朵金花还不知道是七朵金花。我老头说要把你这个拍万的话，上中下三部都拍不完，只能改成一部压缩到最低程度就是《五朵金花》然后就给他改。
葛超海：夏公就请作者到他的办公室里去，夏公一边办公，旁边还有作者在那修改剧本，这么着弄，写了以后，他这边弄了以后给夏公是马上给他修改，就这么样突击出来的，突击出来就马上拍摄，最后赶上了国庆节。就是前从剧本的几个月时间，这个就赶出来了。
沈旦华：所以他是采取这个办法，而且他绝对不要名也不要利，这是他改本子的前提，就是这样。那个时候写一个本子大概几千块钱，也不少啊，那个时候我们工资才挣五十几块，才挣五十几块钱，几千块钱那我的十年工资了对吧。
解说：从《十二朵金花》到《五朵金花》经过夏衍的精心培育，这朵绚丽的奇葩被称赞为编导好、演员好、音乐好、风景好、色彩好的五好影片。一举夺得第二届亚非国际电影节最佳导演，最佳女主角两项大奖，先后输往46个国家和地区进行隆重公映，创下了当时中国电影在国外发行的最高纪录。
葛超海：他就是夏公经常提到这个事情，他说这个如果没有总理提醒，他这部片子就没了。
解说：建国十周年大庆，成为中国影坛上真正的“百花齐放”年，这一年生产故事片82部，其中有三分之一是优秀影片，周恩来称赞说，在文艺方面、戏剧、电影可以说是开得最茂盛的两朵花，这是两朵兄妹之花。
毛泽东痛批文化部 夏衍首当其冲遭整肃
解说：“新侨会议”上，周恩来总理的讲话再一次点燃了文艺工作者的创作热情，夏衍更是洋洋千言给大家鼓劲，他一口气讲了一个多小时的电影创作，号召导演自己动手改剧本，由青年导演谢铁骊改变柔石的小说《二月》的剧本，他看后认为不错。
沈旦华：他看上的本子给你改，看不上的，认为朽木不可雕的那他就不改了，改完了以后还不许作者说，就是你改的，就是你自己弄的就是这样。虽然他是为他人做嫁衣，可是呢有一个好处能够培养出一批人来，你像谢晋写的还有时间桑弧写的东西好多，包括这里的那个北影的几个，北影的所谓四大天王写的都培养出来了。
解说：夏衍在《二月》的分镜头剧本中做了如下的批语，我意还是改为《早春二月》为好，点出早春二字比较醒目一些，对于钱正兴这个角色的把握，夏衍写了钱正兴这个人不易丑化或滑稽化。
于蓝：从谢铁骊拍了《早春二月》跟夏衍同志的接触特别多，北影跟他的接触也就更多一些，那么我们这些戏好像都是在《早春二月》是哪一年，好像在它们后头拍的，所以都得到过这个夏衍同志的帮助。
解说：小说《红岩》一经面世便风靡一时，歌剧、舞剧、戏曲等其他文艺样式竞相改编上演，而电影的改编却遇到了挫折。
于蓝：我当时也不是什么特意地非要演江姐，就是对这个共产党人这些精神面貌感动得不得了，就很自愿地就首先发现这个材料，然后就跟编辑一块去组这个稿，那就跟作家写了三次，都不能拍，那什么道理就不懂。这时候就是汪洋听说夏衍在新会，那我就跟宋曰勳带着这一堆材料，宋曰勳我们几次深入这个重庆，不是一次，好像是两次三次的，我记不得了，就是都到那去采访一些还幸存的共产党人。从他们嘴里头有20多万字吧，就是那个宋曰勳整理出来的非常宝贵那些材料，那么这些东西就由我们去跟这个夏衍同志汇报啊，我们汇报了两天才汇报完了，夏衍听完了就说，你们怎么不写江姐，我说我们怎么写，我们当然写了，我们写了两场呢，我们还觉得我们写得不少，这样子来说。结果呢夏衍同志说，江姐她自己的丈夫牺牲了，她孩子那么小，她还在坚持革命，坚持斗争，在最后她自己也做了牺牲的准备，也最后终而是献身了，她孩子那么小，你说全国人民能不同情她吗，能不关心她的命运吗？就说这个。说你们呢不要打搅我我来写，你们就去玩，叫我们去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