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云飞：这个责任内阁制呢，是由国会中获得多数议席的政党来组织责任内阁，所以又叫政党内阁，而总统是代表国家，但是不负责实际政务的这么一个职务，通过这样的体制呢，就可以避免革命以后呢，对革命有功的军人或者某些人士呢，把持政权推行专制独裁，妨碍民主体制。
李扬帆（北京大学副教授）：孙中山是极力反对内阁制，要主张总统制。
解说：1912年的1月1号，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宋教仁所坚持的内阁制没有得到认可，对此，他选择了沉默。也就在这时，袁世凯的北洋军在战事上一路高歌，2月12号，在袁世凯的压力下，清帝溥仪发布《退位诏书》，清朝对中国的统治宣告终止。第二天，只当了一个多月总统的孙中山，按照革命军与袁世凯的秘密协议，向参议院请辞，让位于袁世凯。
不过，对于袁世凯这样一个旧官僚能否担当起维系民主共和的重任，孙中山和宋教仁的心里都没有底，就在袁世凯就任总统的第二天，由宋教仁拟写，经孙中山审订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在南京公布，宋教仁一贯主张的责任内阁制这一次被明确写进了《临时约法》。
李扬帆：突然就把总统制改为内制责任制，这是完全针对袁世凯来的，这也是导致袁世凯要下定决心改变这个内阁责任制的重要的一个因素，他觉得这个把他的权力给限制了。
宋教仁拒绝袁世凯贿赂 率领国民党赢得选举
解说：利用袁世凯的政治与军事实力，推翻满清帝制，或许是孙中山决心让位于袁的权宜之策，可是，实力强大的袁世凯掌权后，如何制约这个在当时中国政坛无人能出其右的“巨无霸”，宋教仁很焦虑，而且自感责无旁贷。
迟云飞：宋教仁就希望把同盟会进行改组，联合其他的一些新成立的政党，成立一个大党，在将来的国会选举中争取多数，那么这样呢对袁世凯的专制独裁，形成一个制约的力量。
解说：1912年8月25号，2000余人汇集于北京城南的湖广会馆，国民党成立大会在这里举行，为什么叫国民党，从成立宣言中可以看到他们的理想，共和之制，国民为国主体，吾党欲使人不忘斯义也，故言其名曰国民党。求得完全的共和立宪政治，是新生的国民党立下的志向，也是宋教仁多年以求的梦想。
傅国涌：宋教仁站到了当时中国政治舞台的万众瞩目的焦点上，无论是袁世凯的北洋派，张謇他们的立宪派，还是革命派的许多人，都把宋教仁看作是国民党的代表。
迟云飞：袁世凯最初是想笼络、拉拢宋教仁，他曾经送给宋教仁贿赂，结果宋教仁不接受，又假说呢，想要任命宋教仁为内阁总理，但是宋教仁认为呢，如果你要任我为总理的话，你让我组成政党内阁，就是我都由我的国民党人组成这个责任内阁，否则我不出任这个总理。
解说：1912年10月，宋教仁欲南下省亲，自1904年远赴日本以来，他与母亲、妻儿已有八年的离别之苦，此间，袁世凯曾向宋教仁送去五十万元的支票，宋教仁如数奉还。
在家乡桃源陪妻儿、母亲的几个月间，正逢中华民国国会选举，宋教仁在家乡湖南竞选参议员，众望所归，湖南省议会上，一声喊就把他选出来了，整个国民党在这次国会选举中，也取得了压倒性的多数。经过宋教仁半年的不懈经营与努力，国民党终于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第一大政党，而按照《临时约法》的规定，国会第一大党当之无愧拥有组阁权，宋教仁在这个时候难免轻狂了一把，口口声声要组织一个清一色的国民党内阁，这样的局面是袁世凯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的。
傅国涌：这个胜利就让宋教仁完全有把握地成为正式政党当中的内阁总理，袁世凯也面临着被边缘化，大权旁落这样的危险。
迟云飞：那么这样就对袁世凯的专制独裁构成了非常大的制约。
解说：国民党的胜利，让宋教仁以为自己苦苦追寻的民主宪政之梦想即将实现，他火速离开家乡沿江东下，一路上到处发表演说，批评袁世凯政府，阐述自己的宪政理想，后人评价，其言足以鼓庶民之心，寒奸雄之胆。那些昙花一现的瞬间，让整个百年中国的历史仿佛有了些许的生气。
然而，宋教仁过于乐观地估计了形势，他没有意识到致命的危险正在加快脚步向他逼近。
袁世凯暗杀宋教仁 彻底扭转共和政治方向
解说：1913年3恩月20号晚10点，上海沪宁车站热闹非凡，黄兴、廖仲恺、于右任等人聚集在此，为即将北上京城的宋教仁送行，两个多星期前，宋教仁接到袁世凯从北京发来的急电，内容为，即日赴京，商决要政。
噩耗一出，举世震惊，当时正在日本游历的孙中山火速回国，立刻在第一时间通电武力讨袁，史称“二次革命”。孙中山和袁世凯的关系自此彻底破裂。
傅国涌：宋案让中国的民国的共和体制逆转方向，它让孙中山代表的革命派与袁世凯北洋派之间大打出手，撕破了脸，这个结果就逆转了共和政治的方向。
解说：可怜渔父重来日，只见桃花不见人。这是几千年前，唐代诗人李白对宋教仁的故乡，湖南桃源的追忆，1913年春天的桃源，桃花依旧，渔父却已不在。
渔父，是宋教仁在留学日本时，为自己取的一个别号，他的另外一个别号是“桃源逸士”。出生在桃源那样一个世外仙境的宋教仁，最终没有当上隐逸的高人，或许，是因为他对于桃源以外的世界，对于自己心目中理想的中国，有着更深切的爱恋和更执着的追求。
曾子墨：宋教仁和黄兴之死只相隔3年，都在当时的中国产生了不小的震动，关于他们的生前身后事，人们有各种各样的评论，但不可否认的是，在一百年前的中国，这是他们给近代中国带来了第一个民主的春天，他们给当时根本不知道民主、自由、人权为何物的中国民众带来了新鲜的空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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