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说：5月28日重庆《大公报》在醒目位置用四行大标题刊发了萧乾发回的消息，顿时成为轰动的“独家消息”。战争结束后，萧乾见证了纽伦堡纳粹战犯的审讯，他用自己独立的人格，判断着眼前发生的一切，用自己的智慧报道着新闻。

唐师曾：一个美国的就是战地记者了，抓了一个德国人，然后大家又拍桌子，又鼓劲，就在一屋里边折腾半天，就想导演出来这么一张照片，一个纳粹杀人狂或什么东西，但是萧乾是在场的，然后他把这段写出来了，是充满了，我认为是充满了怜悯和讽刺，他说美国战地记者，war-photographer，这干的什么事啊？但是他没有，他没有明确地去批评这种超级大国。但是你看他这段描述，虽然没有照片，但是你能感觉到当时那个记者，那种丑恶的表演，那个时候好多的宣传，我认为是，不一定是精准的。而萧乾不是宣传，萧乾是记者，记者是传播事实，他没看到的他不相信的，他是用一种方法写，他真正经历的是用另外一种方式写。

解说：晚年的萧乾写了很多关于二战时期的回忆，那让他神气的战靴、军服，都随着一次一次运动无影无踪。只留下见证了那段特别经历的照相机和防毒面具，那些他视为珍宝的战地日记，都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付之一炬了。

曾子墨：1946年归心似箭的萧乾回到上海，由于二战中的出色报道，这时他已经成为上海滩的报界红人。然而在文人的是非中，这个织地毯、送羊奶成长起来的孤儿再一次经历了沉浮人生。

解说：回到上海，萧乾在《大公报》的主要工作是写国际性社评。可是1947年5月，报社要他写一篇关于文艺的社评，这时萧乾正因为报社一期给戏剧权威的“祝寿专号”受到了批评。

文洁若：萧乾就在“五·四”文艺节，这么一个社论上就写这事了，他说人家箫伯纳，英国的箫伯纳，90岁还关怀原子弹的事呢，还写信呢。可是咱们中国呢，这五千年的文明这么一个中国，说是什么，年富50，便称“公”道“老”，大摆宴席，这么几个字把郭沫若惹急了。

丁亚平：3月份左右，在《香港大众文艺专刊》上面发表了郭沫若先生撰写的题为《斥反对文艺》的这么一篇文章，就将自命为比较左翼和进步的作家，用几种颜色来标识，桃红色吧，是沈从文先生，那么蓝色的呢就是朱光潜先生，那么他将萧乾归为黑色的作家，做了很严厉的批评，这个对于当时的，特别被点名批评的这些作家，应该说影响非常多，非常大。

解说：给萧乾雪上加霜的是此时他的第二任妻子，混血儿谢格温而离他而去，回了英国。由于文艺界权威的批评，萧乾的处境越来越艰难。这时又有人几次请他给国民党将军陈诚讲欧洲政局，萧乾决定到香港参加《大公报》改版工作。

张彦（萧乾好友）：当时我们地下党在香港办了一个杂志，叫《中国文摘》《ChinaDigest》，是个英文半月刊，主编是龚澎，是在乔冠华的领导下。所以为了做他的工作，当时也需要他的帮助，就请他帮我们改稿子，当时我们也有一个意图就是想争取他，在那个形势下面，当时1949年那个形势也越来越明显。

肖凤（作家）：当时这个英国剑桥大学中文系的一个系主任何伦先生，英国人，从剑桥跑到香港劝他，就说你跟我回剑桥，你到剑桥教书。

张彦：因为他已经被郭沫若这些人骂得狗血淋头了，他也很担心他回到共产党方面，会遭到什么样的待遇。但是我们对他非常尊重。

《萧乾回忆录》：为了那篇“称公称老”的社评，我开罪了大权威。我已经预感到他在文艺界泰斗的地位，进去之后，平时日子不会好过，万一出差池，他那些讨伐我的文章必然成为置我于死地的利剑，现在回顾起来，当时促使我做出决定的，就是“回家”这个念头。家，像块磁石，牢牢吸引住我，我像只恋家的鸽子一样，奔回自己的出生地。

张彦：因为经过台湾海峡，有很大的风险，所以只能坐什么东西，坐那种挂着外国旗帜的船，才能够免予被台湾拦截，所以我记得很清楚，我们是8月底离开香港，9月2号到北京，对他来讲走这一步很不容易，但是也很重要。他有一个很强烈的愿望，就是他是北京人，北京他太熟悉了，所以他是回家了。

解说：在解放后的北京，萧乾感到自己受到出乎意料的重视。不仅没有受到打压，吃饭、住宿还得到了超出一般人的安排，因为英文很好，《中国文摘》的同事们都把他当老师，处处请教。萧乾也为向西方宣传新中国积极采写新闻，努力跟上新的时代。1954年，萧乾和文洁若结婚，这是萧乾的第四次婚姻，也正是因为这位妻子坚定的支持，萧乾才走过了那段异常艰难的岁月。平静的生活仅仅三年，灾难便接踵而至，1957年，“反右”运动即将开始。

文洁若：我弟弟早就劝他，劝他别写，后来第二篇就让他别写，第二篇他已经交出去了，6月1号登出来的，6月8号就是《这是为什么》了。结果邓拓当时负责这个板，《人民日报》已经拿去了，就是《放心·容忍·人事工作》，这是最重要的。

丁亚平：在《人民日报》这篇文章，他提到，资本主义国家在没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之前，他们有一句非常豪迈的话，叫做我完全不同意你的看法，但是我情愿牺牲我的生命，来维护你发表这种看法的权利。很快就转向了之后，因为再过一个星期就有这种气氛，氛围转向了之后，就成为一个众矢之的。

《萧乾回忆录》：1957年那场《六月雪》使我又一次完全失去重心，很想干脆自己结束了生命，可三个孩子还那么小。在所有指控中，我唯一顶了一句嘴，是说我曾经“阴谋篡权”那个刊物的领导权，我反问主持斗争的首长道：“你不是三次找我谈过话，我都没答应吗？这时，大干部在会场中带头振臂高呼，不许他反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