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通过敲边鼓方式给中央决策提供参考

2011年07月11日 09:15
来源：凤凰网专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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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毅夫：我想，确实是有些变化，你比如说，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初，我们同世界银行那边，确实得到很多帮助，你比如说，我们国内的第一条高速公路就是在1986年的时候，北京天津塘沽的这条高速公路，那么这个是跟世行贷款来建立的，但是我想世行对这条高速公路的贡献最主要的还不是资金，是高速公路它建设的标准，管理的方式，融资的形式，还贷的这种安排。

那么我们从那条高速公路学了这个经验以后，那么现在呢，我们已经有超过6万公里的高速公路，可以讲都是这条公路的同子同孙了。

当然了，中国也是世行最骄傲的合作伙伴，因为呢，世行在中国的项目，不仅是项目执行好，中国还贷都是非常准时，而且还有超前还贷的情形。更重要的是中国创造了很多值得其他发展中国家学习的经验。

因此我想中国跟世行的合作，可以讲说，是从原来以引进为主，到现在呢，我们还是要继续引进，但是我们也可以输出不少东西。

林毅夫：通过敲边鼓方式给中央决策提供参考

吴小莉：有人说世界银行之所以选择林毅夫，不仅在于他的中国背景和学术造诣，更重要的是，世行要考虑经济学家参与现实经济的能力。

在赴任世行以前，林毅夫是北京大学的经济学教授，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主任。在学术界他十分活跃，与国际学术期刊上发表的论文，在华人经济学家中数一数二。

在国际上的排名也很靠前，但是他并没有选择成为典型的学院派学者。学成回国之后，林毅夫到国际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任职，从那个时候开始，为政府提供决策咨询，参与制定政府成为他的工作内容之一。

近年来，作为“新农村建设”的建议者，“十五计划”和“十一五规划”的主要咨询专家，评论认为，林毅夫逐渐成为了同龄的学者当中，离权力核心最近的几位之一。

很多人说您是朱镕基总理的一个很重要的智囊和幕僚，当时是怎么样提供这样智囊和幕僚的信息？

林毅夫：这个我不敢自称是智囊，我不过就是跟其他同事一样，是对中国的问题高度关注，而且呢在改革开放的过程当中，我们国家的决策部门它是一个很开放的心胸，问题摆在桌子上，每个人都可以研究，有了研究以后，你就可以发言，发言以后，我们国家的这个决策者，从这个朱总理啦，温总理啦，还有其他的主要部门的领导，他们都愿意听，然后如果听了以后，觉得有不谋而合之处，他就拿去用，实际上他们心里面早就想到了，我们不过就是敲敲边鼓吧。

林毅夫在世界银行掀起反思华盛顿共识潮流

解说：全球有超过一百万人口，每天收入不超过一美元，为了扶贫减困，184个国家通过世界银行集团联手在一起。

吴小莉：1944年成立的世界银行，其宗旨是在全球范围内减少贫困。但是采取怎么样的手段来达成这个目标，却是经济界长久以来的争论焦点。

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拉美国家普遍遭遇经济危机，美国人开出了一个药方“华盛顿共识”。就是要求发展中国家要进行自由化、私自化的经济改革，同时执行紧缩的财政政策。

“华盛顿共识”得到了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华尔街金融力量，在第三世界不遗余力地推广。也就是说，发展中国家要想得到贷款，就必须要全盘的接受，“放开市场竞争，私有化、自由汇率”等等的条件。

然而实践证明，“华盛顿共识”对于拉美、东欧以及东南亚许多发展中国家是个失败的选择。与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也难脱干系。因此受到了第三世界的“讨伐”，被诅咒为“敌人”、“毒药”、“灾难”还被称为是“野蛮资本主义”。

2008年6月，刚刚履新华盛顿的林毅夫，就在世界银行掀起了反思“华盛顿共识”的讨论。

林毅夫：我们知道一个叫华盛顿共识，那华盛顿共识确实它的形成是因为在八十年代以前，很多发展中国家有很多政府的干预，结果呢效果很差。那么就认为这个政府失败的后果，会比市场失败的后果更严重，所以最好政府不要去干预经济，除了教育除了卫生之外，其他事最好让市场去发挥。

那么到世行以后呢，我在推广说，实际上我们在重视市场的过程当中，不能够忽视政府，那么这个开始的时候，我想大家有一点觉得奇怪，因为这好像已经有定论的东西，你怎么还根据中国经验，来提重新定位的问题。

但我想，我们都是学者嘛，那经过这个一年两年三年，我不断地说，大家不断地讨论，不断地争论，现在我想，大家对这个问题，也逐渐形成有一些共识，认为确实要完善市场体系，但是也要健全政府的功能。

吴小莉：一直以来，世行的经济学家们主要来自西方发达国家，他们基于西方经验提出建议，“华盛顿共识”就是这样的标准药方。

有人说林毅夫的到来，给世行带来的最大变化，就是提供了更多新的视觉和认识，特别是在重新认识政府的作用上。在林毅夫看来，政府应该是有所作为的，完全的市场经济体未必就好，此次金融危机正引证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