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震海：对，刚才我们讲新的政协委员，女首富张茵提出的观点，就观点本身我认为是完全错误的。但是我认为她有这个说话的权力，而且从一个民主自由社会来说，我们要保证她一定要全力维护她说这个话的权力。而且在政协当中能够发出这么一种声音，我认为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关键问题为什么没有另外一种声音，就是那种劳动者的声音能够发出。如果既有资方的声音发出，同时又有劳动者的声音发出，同时这两种声音能够在全国政协会议上进行激烈的辩论，就上个礼拜我们讲过的依法争吵、依法辩论，如果能够出现这样一种情况，我觉得政协，这是我们真正希望能够看到的一种景象。可是现在我们听到的只是来自资方的，希望倒退到早期资本主义的血淋淋的、剥削事实的那种所谓的提案。虽然我们认为她观点错的，但是我们要维护她的权力。

但是为什么我们不能有劳动者的声音发出？这里面就涉及到不是张茵女士本身的问题，而是政协的一个内部机制的问题。刚才我谈到这个，其实这一次政协出现很多新的委员，新的私营企业的委员，就所谓的新阶层，这是这次政协非常重要的现象。原因也是我们搞了十六年的市场经济，这个中国的社会的结构已经在发生变化。我们的产业结构，我们的社会结构，阶层，以前说阶级在发生变化。那么这种阶层和阶级的变化，必然要反映到两会当中来，反映到代表的结构当中来。果然这次的新阶层人数大量的增加。所以我认为这个新阶层的增加这是一个客观的事实。那么关键问题是这些新阶层人员，他进入这个两会的这个机制，体制之后，他未来会发挥什么样的作用，这是我们大家要关心的问题。

因为上礼拜我们讲过，我们现在非常渴望中国有一个政治体制改革。因为政治体制改革说实在不能再等了，因为我们的权力监督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关键的问题我们找一个中国特色的，能够可预期的、可掌控的一个东西。那么两会是不是所谓这种，所谓中国特色的机制，政治体制改革的试验田，能不能每年给两会增加一些新的元素。随着我们社会的产业结构，或者我们社会阶层结构发生的变化，给两会每年能够增加一些新的元素，这样下去，五年、十年、十五年之后，当我们回头看的时候，我们发现当我们每年为两会增加一些新的元素的时候，这个两会真正也许能够成为中国式的权力监督的一个重要的模式之一。到了另外一个模式，等一下我会讲，我认为是媒体监督。

所谓一个院内和院外。如果我们在社会上有一个媒体的监督的话，那么我们在体制内部有一个两会，人大和政协，随着社会阶层的结构发生的变化，那么这些新阶层人员不断进去，形成一种权力的牵制，能不能做到这点，我认为是从今年开始我们大家可以思考的一个东西。那么回过头来谈刚才张茵女士提出这个观点。我认为暂且不说这个观点对与错，我个人认为还是错的。但关键是她这个发出这个声音，有她的必要。因为她确实是资方的代表，是雇主的代表。为什么一个雇主她不能发出自己，利益集团本身的声音呢？我认为她发出这个声音是完全正确，就这个程序而言是完全正确的。关键今天中国的政协里面，劳工者的代表实在太少了。我们知道，好像我听说全国人大这次农民工的代表只有两、三个。

郑浩：三个。

邱震海：那这个我想比例相对那么的明星、演员来说实在是太少了。为什么我们劳动者的利益更多的体现和代表。而且很多人说为什么人大那些富豪们，富豪委员们他们不能够为劳动者说话。我觉得对我们有可能要求他们为劳动者说话，但这是对他们提出一种道德上的要求，而不是一种机制上的要求。我们如果没有一种机制来保障劳动者发出自己的声音的话，我们怎么光从道德上要求一个富豪的政协委员，你来为劳动者说话，他不说也无可非议。他说这是他自我的道德比较完善，所以我认为我们还是要从机制上去思考这个问题。我们很熟悉西方很多议会政治的情况，比如在欧洲，我们知道在德国议会当中，或者德国的一般这个社团当中，它有这个雇员的团体，它也有雇主的团体。当两个团体同时向议会进行游说的时候，它就形成一种力量牵制。

所以我想当然西方的情况跟我们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但是我想既然我们的政协里面已经有了那么多新阶层人员的出现，这是一个可喜的现象。但是这种可喜的现象，它只是停留在表层，只是停留在那么多的人进去，以至于他们，当然他们为自己的利益集团说话，这是他们的权力，也是他们的本能。除了这个之外，有没有一种更加多的一种机制，使他们的进入能够成为机制的一个部分。也就是说如果未来我们有更多的农民工、更多的劳工团体的出现的话，在政协内部形成一种互相牵制的作用，那我想这个可能是未来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对权力的监督也好，对其他方面也好。如果能够这样做的话，是迈出可喜的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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