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景林：人格培养不仅靠法更要回归道德自觉

核心提示：儒家思想自孔子创立以后，经历了不同方向的发展，而思孟学派孔子以后儒家思想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思想流派，那么思孟学派的特征是什么？思孟学派的人性论对于儒家的发展有什么作用？它对于理解中国文化的精神与价值观念有什么重要的意义？又对于当今的道德教育有什么样的启发？有关这些问题，我们今天荣幸请到了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李景林先生，他来为我们解读《人性本善与道德责任——思孟学派的人性论及其文化意义》。

凤凰卫视8月22日《世纪大讲堂》，以下为文字实录：

李景林：性本善观念奠定中国文化教养基础

解说：当今社会人类道德底线不断受到挑战，所谓儒学的重要思想流派，思孟学派的“人性本善”论对当今社会不无启发。“人性本善”应该如何理解？道德如何重建？《世纪大讲堂》系列节目“儒家与当代中国”为您解读《人性本善与道德责任》。

田桐（主持人）：学术前沿，思想对话，欢迎收看《世纪大讲堂》系列节目“儒学与当代中国”。

儒家思想自孔子创立以后，经历了不同方向的发展，而思孟学派孔子以后儒家思想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思想流派，那么思孟学派的特征是什么？思孟学派的人性论对于儒家的发展有什么作用？它对于理解中国文化的精神与价值观念有什么重要的意义？又对于当今的道德教育有什么样的启发？有关这些问题，我们今天荣幸请到了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李景林先生，他来为我们解读《人性本善与道德责任——思孟学派的人性论及其文化意义》，有请。

解说：李景林，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哲学史学会副会长；研究方向：儒学、道家哲学，中国文化等；出版学术著作多部，发家学术论文150余篇；曾获北京市高校教学名师奖，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三等奖等多种教学科研奖励；主持有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等多项学术研究项目。

田桐：李老师，可能《三字经》大家都很熟悉，那么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进，习相远，那么它的前半部分和后半部分是不是同一而出的？

李景林（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人之初，性本善，这个观念是实质上是孟子提出来的；性相近，习相远，这是在《论语》里边的，其实这两个是相关联的。性相近，习相远，这个“性相近”其实是讲人作为一个类的类型。人之初性本善，其实在《孟子》里边没有这个话，性相近，习相远在《论语》里边是有的。人之初，性本善其实在《孟子》里边它这个话就是“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那“性本善”这个观念，到了宋代我们看大家基本上都使用这样一个观念。其实这个“性本善”说的是非常准确的，那这个“性本善”的意思实际上就是要把这个人类这个类型，人作为一个类的这个类型它的内容给说出来，这是孟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贡献。我觉得这个奠定了中国文化教养的基础，它的教化的方式，价值实现的方式，都是从这一点开端的，所以非常重要。

田桐：那我们今天也会讲到儒学当中的思孟学派，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学派？它有什么样的特征呢？

李景林：思孟学派是这样，这个就先秦来讲，像《韩非子》里边讲到“儒分为八”。这个“儒分为八”它是讲到这个里面提到了有子思之儒，有孟氏之儒，有“子思之儒”就是这个“思”了，这个“思”就是指孔子的这个孙子子思，名伋，名字叫做伋，字子思，孟子当然大家都知道了。思孟呢在先秦史上也是连在一块儿的，像荀子批评这个子思和孟子，他讲是子思和孟子是“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是“子思唱之，孟轲和之”所以这个思孟就连在一块儿，它的思想理路是一致的，那个道是一致的。所以在《孟子》里边我们看它非常推崇子思，这里面很多地方讲到子思。后来的这个司马迁也讲，孟子是“受业子思之门人”，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可以说它还是有这个师承关系的。

要说思孟学派的这个特点，这个特点我想它有很多的内容了，那我想最主要的特点是我自己的看法是两点。第一点就是把孔子的学说向内转，孔子的学说是一个平衡的系统，它将“仁”和“礼”的这种统一性。仁是讲人的德性，而礼是一个外范，但是这个思孟学派呢他基本上是要向内转，向内转也就是要为这个儒家的伦理道理学说，还有这个政治的这一套架构系统，建立一个心性的基础，这是个超越的基础，我想这是一个特点。

第二个特点精神气质上，精神气质上可以说表现出来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我们一般学者用四个字叫“以德抗位”，这个“位”什么呢，“位”就是势位，君主这个势位，“德”当然大家都清楚了。它认为德性要比这个势位要高，就是这个德性，德是势位这个基础，那这就体现了当时知识分子的那样一种“以德抗位”的独立自由的精神。

田桐：那您认为这种思孟学派当中的“人性本善”这样的一条理论呢它怎么样能跟当今的社会，这种道德秩序构架有一个更好的衔接？因为我们现在可能觉得这是我自发的一种人心向善的，它没有一个秩序的约束，您觉得怎么样把他们联系在一起。

李景林：应该说这样一种教化它是一个系统工程，过去儒家这个教化它有很多方式，比如说政教合一，一个官员他有担当起这个教化的责任，他要为政一方，要教化一方。它还有其他的一些东西，像这个礼乐，礼乐这个东西，我们可以单说“礼”就可以了，“礼”这个东西，实质上就是社会生活的样式。古人讲这个“礼”在这个《仪礼》里边它是概括有八种，冠、婚、丧、祭、乡、射、朝、聘，那这里面它就涉及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冠加冠礼就是成人礼，婚礼，丧祭就是宗教生活，祭祀，乡射礼，乡饮酒礼这是社会的，朝聘就是政治的，所以它涉及到个人的心灵生活，情感生活，一直到家庭到社会到政治到宗教生活的方方面面。

还有一个呢就是经典的传习，就是我们每一个时代，其实每一个民族它都有自己的经典，有经典有核心的部分，有外围的部分，它有个经典的系统。这个经典本身它实际上是我们现在讲核心价值观，就是核心价值观，它是一个教化的基础和根源。那经典这个东西，过去一直是延续下来的，过去有很多书院，还有一个是家庭传承。那么我们当前我想就是说一个就是礼乐的传承不能丢掉，再一个经典传习的这个传统不能丢掉，另外一个就是家族，过去我们把家族是破坏掉了，家族的这个传承。过去我们就变得大家一样的，管你当官的还是什么，变得一样的穷，大家都变成了一般的老百姓了，社会生活里面也没有贵族了。

所以我自己有个想法，你要培养起一套以身体道的阶层出来，那我们现在这个没有，那我们就要从根儿去抓起，但是不要紧，我想只要大家重视，这个东西是慢慢会恢复起来的。那我们看第一代他是一个暴发户，第二代他注重孩子的教育，第三代第四代，他可能就是成了世家。小孩子从小农村有一个说法叫做从小看大三岁知老，你小孩子从小没教好，你那爸爸妈妈张口就骂人，一点儿教养没有，非常粗野，这孩子从小学不好。那孩子母亲是第一个老师，古人非常重视胎教，在娘胎里面就要注意教育，你说话不能大声说，你坐姿要非常好，你听音乐一定要听那个优雅的古典的音乐，这都是就要从小抓起。我想我们这个其实这个空间非常大，它是一个系统的工程，但是“人性本善”这个道理是这个根，一定要把这个根给培育起来。

田桐：所以说思孟学派当中的精髓，对于当代中国的这种道德构建是有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的。那马上由您给我们带来今天的演讲，李景林教授今天演讲的题目是《儒学与当代中国人性本善道德责任》，有请。

解说：孟子提出“人性本善”，“人性本善和“人性向善”有什么不同？怎样理解思孟学派的性善论？它有哪些特点？

《世纪大讲堂》，《人性本善与道德责任》正在播出。

李景林：我想刚才我也回答了主持人的问题，我就觉得思孟学派它这个“人性本善”（论）是它的一个最根本的东西，对中国文化的影响也特别重大，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谈谈这个问题。

首先我们来谈这个“人性本善”。儒家的人性是讲实质上它的主流是思孟一系的性善论，那这个性善论一般学界它有两种解释，一种是把这个性善论解释为“任性向善论”就是说它只是一种可能性，那另外一种是把它解释为“人性本善论”而我自己是主张这个人性本善论。那么这个人性本善是中国文化确立人的这个道德责任的必然性的一个形上学的根据。

李景林：儒家讲人性即类性 包括理性和情感

那这样的话我们理解人，人作为一个类，他和动物是不一样的，所以儒家特别强调这个人禽之辨，人禽之辨就是人和动物的区别。人和动物有区别并不是说在形式上它可以有道德，而是说在他的肉身实存和情感生活的表现上他也有和动物一样，在类上的整体上的不同。举“狼孩”的例子，说我把一个孩子从小扔到狼群里面去，他会变成“狼孩”，那你如果把一个狼扔到人群里面它能变成一个“人狼”吗，显然是不可能的。那这里面就有这样一个结论出来，那就是说人可以堕落成禽兽，但你不能把禽兽教化成人。所以我们不能说人与动物有个相同的生物本性，也不能把人性理解为一块“白板”。所以从孔子开始，儒家就是把人作为一个类的类性从这个角度来理解人性。

那孔子谈人性有两个角度，刚才提到了，一个叫“性相近，习相远”，一个叫“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第一句话呢主要是讲的这个类型，就是说人作为一个类，它有共同的东西，那第二个是讲人的一个差别性，先天有一些差别性。那三秦时候讲这个人性，思孟讲人性就是从前一个方面引伸出来的。那后来汉唐儒讲人性的时候，它突出了第二个方面的特点。

其实孟子讲这个人性，就是从类性开始。比如《孟子·告子上》说“凡同类者，举相似也。何独之于人而疑之？圣人，与我同类者。”圣人和我都是人嘛，都是同类，那圣人和同类表现在什么地方，第一，“心之所同然”，“然”就是肯定的意思，“心”在思想，在思虑上有所肯定，判断有肯定，肯定内容是啥呢？理和义。不仅是这样的，而且心还喜欢理和义，它就讲“故理义之悦我心，犹刍豢之悦我口”。“刍豢”就是牛羊肉，我们愿意吃牛羊肉，喜欢吃牛羊肉，我的口喜欢这个，但是心是悦人也。所以从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儒家所讲的，思孟所讲的这个人性，它是个类性，这个类性一方面表现在理性的肯定判断上，另一个方面呢，它要落实在人的情感生活里边，所以它有具体的内容。

我们看孔子，孔子讲到这个人的时候，当然他没有明确说人性善，但是他讲“仁者，人也”，“仁者，人也”这个判断是从哪儿来呢？“仁者，人也”这个判断就是从他一系列的论述里边来的，比如说他讲“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求仁而得仁，又何怨”，这意思是啥？这个意思是说我们其他的一些欲望要求上的满足，我们不能直接去达到，对吧？所以人真正能够求得到的，靠自己的力量而不靠外在的力量，能够得到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仁和义。我要做一个人，“我欲仁，斯仁至矣”、“求仁而得仁，又何怨”，所以我们从这里边可以看到两个用法，一个是“求”，求仁得仁。这个“求”是一个反思，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是一个反思，那另一个呢就是欲，欲仁仁至，就是它落实到情感里边来。

所以儒家讲这个人性的时候，它有两个方面，就是把这个“理”落实到“情”上来讲；第二个呢，把这个“理”落实到“气”上来讲，这两个都是思孟学派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

解说：“人性本善”是中国文化确立人的道德责任之必然性的根据，思孟学派所讲的人性，一方面表现在理性的肯定判断上，一方面也落实在人的情感生活里。而将“理”落实到“情”和“气”上这两点，则是思孟学派的重要特点。

李景林：首先我们来讲第一点，比如说汉语有一个成语叫做“通情达理”，这个“通情达理”是说什么？是说“理”它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它要落实在“情”上。我们中国人讲你通情才能达理，它是具体的，实实在在为我们的心灵所能够真切体证的一个道理。孟子讲这个“理”落实到“情”上来讲，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大家都知道的“四端”，人都有四端之心。有些人讲四心，不是四心，是一个心，那就是“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这四者是先天具有的，从哪儿看出来呢？

举个例子，那就是“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则“皆有怵惕恻隐之心”。这个“有怵惕恻隐之心”，它其实在这里边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点呢就是它的表现方式，它的表现方式是一种自然的方式，这样一种表现方式表现了另外一点，一个重要的意义就是啥？就是我们人实际上生活在一个分化了的世界里边，但是那个本原上的人和我、物和我的那个本原的一体性并没有丧失。

所以王阳明《大学问》里边解释说你见孺子入井有恻隐之心，“是其仁之与孺子而为一体也”，这个孺子还是人，和我同类。那“见鸟兽哀鸣觳觫必有不忍之心也”，那么“见草木之摧折必有悯恤之心焉”、“见瓦石之毁坏必有顾惜之心焉”，这说明啥呢？这说明我和他人本来为一体。这个其实也可以解释伊甸园的那个故事，伊甸园那个故事它男和女开始就不穿衣服了，为什么？因为他没有男女之别了，一旦吃了知识之果以后，那就得穿上衣服，要不就害羞了。就是因为啥呢？因为有了知识以后，有了这个理性以后，人就变坏了，人和人之间就有了分界，就有了争斗，这个互相之间的战争一发不可收拾，所以西方人讲人有原罪，他道理就在这个地方。

但是按照儒家的理解，就是人虽然在现实中有分化，你是有理性的，有分别。但是呢，他的本原，人和人之间、人和物之间的这个本原的一体性并没有丢掉，所以人和天本原上是统一的。那这样得出一个结论就是性善它不仅是一个逻辑的结论，或一个认知的结构，它要在人的普遍的情感生活体验里边显现出来。这个东西就是啥？孟子叫做良知和良能，良知是从自觉的角度讲，良知就是是非之心；良能就是一种情感上的，存在上的一种表现。所以呢，现实生活里边的这个伦理体系的完善，一定要反躬内求，这是一个方面。

另一个方面，我来谈“理”和“气”的关系，它不光是在情感上，它要落到这个气质上。那“理”呢，我们看我们汉语里边刚才我用了个成语，汉语里边还有一个词要“理直气壮”。那这一方面是讲，“理”它不是一个空洞静态的观念，同时它也是能够发之为行为的一种内在的力量，这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这个“气”呢，它不是西方所讲的那个纯粹被动的资料，它实际上是一种物质的力量，一种落实在物质上的精神的力量。那这个力量孟子讲就是一种“浩然之气”，“养浩然之气”，这种力量是落实在我们存在上的。

所以把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我们看，思孟学派所讲的这个性善，它不纯粹是一个逻辑上的推理，它是要先天的在人类情感里边，比如说我们刚才讲那个“四端”，在我们的这个生命存在里边，它一定有了先天的基础，所以这个“善”是一个必然，可以在现实中表现出来的一种内在的本性叫做“人性本善”。

解说：思孟学派“人性本善”论对中国文化有着重大影响，怎样看待西方文化和儒家文化中人的道德责任的来源？中国文化里价值的实现方式是什么？道德教育如何回归儒家教化的基本途径？

《世纪大讲堂》，《人性本善与道德责任》正在播出。

李景林：那这样一个“人性本善”的观念就构成了中国文化价值实现的方式，和道德责任的形上的根据。我们从西方文化来讲，西方文化基督教讲这个原罪，讲性恶，这是一个方面。但是另外它从上帝创世的观念出发，人是上帝创造的，所以人必然有一种服从上帝律法的义务，那这个就是西方人那个道德责任的来源和实现的方式。但是儒家，包括整个中国哲学，它没有上帝创世的这样一个观念。如果讲人性善只是一种向善的要素和可能性，只是一种纯粹的理论假设，或者理论上的必要性的假定的话，那么就无法在人类主体方面确立必然的道德责任，对这一点孟子他有过讨论。

我们可以举出几个词，一个叫做自贼，一个叫做自暴，一个叫自弃，我们现在还讲自暴自弃，它这个意思是啥呢？就是人本来是性善的，你是本善，这个人本来是善，但是你说你不能行善，这个就是自贼，你自贼就是自己戕害自己，自暴也是害，自弃。这种“自暴者，不可与有言也；自弃者，不可与有为也”，那这自暴自弃的人我们没必要和他谈什么了。那这里面讲的一个道理是什么呢？就是人的道德的根据，它本原于“人性本善”，所以人行善行义是他必然的责任和天赋的义务。反过来的，你作恶不做好事儿，被抓到监狱，被双规了，那就是自暴、自弃、自贼，这个责任是要由你自己来承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