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加力：印度解决边界问题的意愿并不强烈

第一个时期就是从1950年建交到1962年中印边界发生战争，这段时期为什么叫蜜月期？当时中国国家主席、中国政府总理和印度总理尼赫鲁都有非常好的关系，因为我们刚才讲到，中印建交（印度）是中国和非社会主义国家建交当中的第一个建交的国家。那么这样呢，中印之间确确实实当时感情非常好，当时有一句口号，叫做“Chini-HindiBhai-Bhai”，这是印度人发明的，“Chini”是指中国，印度是叫“Hindi”，Bhai-Bhai”叫做友好，就情同兄弟，就是“Chini-HindiBhai-Bhia”，就是中印友好似兄弟。这种感觉，兄弟的感觉大家都可以知道，是情同手足，血脉相通，所以当时的关系呢，应该说非常好，特别是1954年双方签订了一个协定，就是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通商和交通的协定，这个进一步促进了中印关系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英属印度时期，在西藏地区遗留下来的一些特权，当时的尼赫鲁有一个想法，就是说印度是亚洲文明的一个发祥地，中国也是在亚洲非常重要的国家，是拥有灿烂文明的国家，在尼赫鲁的心目当中，他认为中印加上一些其他国家，包括印尼啊，其他一些国家，那么就可以在亚洲呈现出一种很强盛的样子，很团结的样子，所以中国当时也是需要，除了社会主义国家是我们外交战略的一个重点之外，那么像这样的国家，当然是我们必须和它发展好关系的国家。

第二个时期就是中印关系的低潮期，那么低潮期呢，我们一般来说从边界战争开始，一般是这么认为的，其实在这之前，中印关系当中有一些潜在的问题开始凸显，一个是西藏问题，一个是边界问题，在西藏问题上，因为1954年双方签订那个协定之后，印度放弃了英印时期在西藏的一些特权，但是它还念念不忘当时在西藏地区的印度的那种优势。

所以呢他们对这点呢还耿耿于怀，特别是借重达赖喇嘛想获取他们更多的利益，因此在1956年的时候，达赖喇嘛到印度去，印度方面就开始做工作，希望达赖喇嘛留下来，那个时候是我们整个世界上要纪念释迦牟尼涅槃2500周年，我们也派了代表团去，周总理在印度可以说苦口婆心地做达赖喇嘛的工作，那个时候在1956年的时候，印度就有这种想法，就想利用达赖来达到他们的某种目的，尽管双方很友好，但这一点上还是不太一致。那么1959年3月，西藏发生叛乱以后，印度又在这个问题上作了很多文章。

3月中旬，实际上就把达赖喇嘛吸引到印度去了，当时达赖喇嘛流亡到印度，也是找到一个，他认为是一个背靠大树好乘凉的地方，这个当然对中国是一个很大的刺激，双方政治关系不错，但是在这个问题上呢，又和我们的根本利益相违背。所以我们心里可以说极为不爽。尽管我们做了很多工作，应该说周总理前后到印度去3次，做达赖喇嘛的工作，终于给他说服过来了，就还是回来了。但是呢，1959年叛乱以后，他又跑过去了，这是肯定造成了一个问题。

另外一个就从1959年，印度在边界前沿地区，就逐渐地采取蚕食政策。就是因为中印边界当时1959年的时候，边界那时候也没划定，到现在也没有划定，所以大家有这么一个概念，中印边界从来没有正式划定，就是没有一条国际法承认的，双方承认的这么一条线，所以这个概念一定要清楚，但是我们认为中间有一条，中国的西藏地方政府长期以来，持续有效，或者是长期有效，管控的一些地方，这些线基本是这样一条线。

所以，印度方面呢，不断地向这边推进、蚕食，特别是到1961年以后，就采取前进政策，就不仅是一点一点地悄悄地蚕食了，就派着部队往前推进，不断地沿着他所认为的麦克马洪线这条线巡逻，而且有些地方，越过了非法的麦克马洪线，实际上那就是完全到中方的领土上来进行活动。那么这一点让我们非常愤怒，这个时候呢，在我们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我们决定应该说就给它一个教训，就是不要这样做，这样做的话是不行的，因为边界问题、领土问题，涉及到国家的核心利益。任何一个国家，不会在领土问题上做这种让步，所以发生了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这段时间呢，应该说中印1962年这场战争，前后历时一个月，中国可以说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但是当时的情况，也考虑到国际上的压力，我们内部的一些情况，包括后勤保障的一些情况，我们还是决定打住，然后我们又为了维持和平，为了表明我们真正的诚意，所以我们就采取了一些我们认为合适的办法，向国际社会证明，向印度方面证明，那么我们再沿着实际控制线，又后退了20公里，这些呢都是后话，但是1962年战争以后，边界形势确实稳定下来了，大概有十几年二十年的稳定期，这也达到了我们领导人所说的，打一仗，要多争取一段时间的稳定期，那么确确实实也达到了目的了，但是中印边界这个战争以后呢，对两国关系造成了非常大的伤害，应该说双边关系严重倒退，双方大使都撤回各自的国内。

那个时候双边关系，只是保持在代办级的水平上，所以这段时间，我们认为是中印关系的低潮期。那么第三个时期呢就是中印关系的解冻期，解冻期就是我们从重派大使，重新恢复大使级外交关系开始，这是1976年，1976年，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会见外宾的时候，其中有印度的一位代办，他跟他讲了这样的话，中印两个大国还是要恢复友好关系的，中印两个大国，两个邻国不应该彼此为敌，那么实际上也发送了一个很强烈的信号，就从这个时候开始，双方又重新把各自的特命全权大使派到对方的首都，重新开始了有大使的这样一种外交关系。尽管有大使级的外交关系，但是各种活动很少，双边关系只有在国庆的时候有那么一个小型的活动。

一直到1988年，拉吉夫·甘地访华，这个时候呢，中印关系发生了一个新的变化。所以呢，我们讲，从拉吉夫·甘地访华开始，中印关系进入了升温期。

1988年拉吉夫·甘地访华，应该说在印度国内也是有很多压力的，但是作为一个非常年轻有为的政治家，他做出了一个政治决断，毅然地率领代表团到中国来访问，当时中国的领导人邓小平先生会见了他，跟他进行了很好的沟通，就是双方应该面向未来，发展关系，那么从拉吉夫·甘地访华以后，可以说中印关系进入了快车道，双边的高层互访逐渐地加密，这样就表明了双边关系已经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发展期。

我们讲到最后中印关系的竞合期呢，一般来说我们从2000年前后讲起，1998年印度核试验以后，中印关系经历了一个短暂的挫折，当时印度总理，以中国拥有核武器，巴基斯坦拥有核武器为理由，给美国总统写了一封信，来为自己的核试验进行辩护，其实我觉得这个举动是，应该说至少是不明智的，至少是不聪明的，那么美国跟印度关系，印度方面以为美国能够理解，但是美国因为出于防扩散的需要，就把这封信给公开了，使得中国对这个事情非常恼火，因为当时的印度国防部长，费尔南德斯，他就提出中国是印度最大的威胁，在这里我讲一个插曲，费尔南德斯先生曾经请我去参加印度的国庆阅兵式，在请我吃饭的时候，我跟他讲了这样一句话，我说阁下在中国很有名气，什么意思呢？就说你骂中国骂得中国老百姓都知道，你做了这么一档子不太好的事，我希望阁下去中国看一看，看一看中国在干什么，看一看中国在想什么。

结果后来在2003年，SARS（非典）横行的时候，这位“费”先生到中国来了，当时所有的来访计划，我们外交部接待的那些来访团组，都取消了，这个先生还真是不听邪，到中国来了，来了以后真的，他看到中国对印度其实我们并没有敌意，那么他回去以后又发表了一个声明说，他说那话是记者歪曲的，反正他自己给自己下台阶吧，但是在印度媒体上确确实实认为，这个中印关系应该改善，那么有的右翼的媒体，甚至指责这位费尔南德斯，它们猜想，中国一定是给他了巨额贿赂，使他转变了态度，要不然他不会态度发生这么明显的180度的大转弯。

其实我们什么都没有（做），我们只是表明了我们的诚意，只是表明了我们的基本政策和基本态度，所以呢，后来印度总统2000年来中国访问的时候，那么就跟中国领导人达成这么一个共识，就是中印双方互不构成威胁，这就是我们讲中印竞合时期的开始。但是呢这十几年来，我们也看到中印关系也还是经历了一些小的起伏跌宕，比方说刚才主持人提到的“帐篷事件”，就是这个跌宕的一个小小浪花，那么就是我认为中印之间互不构成威胁，但是存在着某些竞争性，比方说在经济上，比方说在战略地位上，还是有不同的一些诉求和想法的，但这些不影响中印关系整体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