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鲁：经济结构失衡背后是收入分配问题

王小鲁：我们如果从需求角度来看，可以把它分解为三个因素，就是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和外需，就是反映在我们的进出口上。那么从这三个方面的影响因素来看，实际上突出的下落的是外需，就是说我们的出口在迅速地下降，我们出口过去大概十年左右的时间，保持了超过20%的增长率，如果按美元计算的话。那么除了2009年有一个大幅度的下降，因为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那么其他的历年基本上都保持在20%以上，但是今年的一到七月份出口增长率降到了7.8%，这个下降当然主要是因为欧美市场不景气，这是一个直接的原因。

如果看这个其他方面的需求，我们可以看到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的增长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正常的，固定资产投资今年1到7月份增长里扣除了价格因素还在18%，那仍然是一个不低的增长率，和过去十来年的情况基本上差不多。我们的消费最近一两年因为居民收入增长比较快，所以居民消费也还保持了一个相对比较快的增长。如果看这个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增长，大概也超过了10%，也是一个相对不错的增长。

所以说从三个方面的需求来看，突出的影响经济下行的就是出口，出口下降了，那么导致了经济下行，但是为什么出口下降会那么直接，那么大幅度地直接影响经济增长，我想它说明一个背后的原因，就是说我们的经济本身存在内需不足，所以过去的经济增长过度的以来了外需和投资拉动，我们过去十年来的出口每年百分之二十几的出口增长，应该说是一种超常的增长，而如果没有这样一种超常增长的话，我们过去这些年的接近10%的经济增长率实际上是不能保证的，它是依赖了这样一种外需的出口的迅速扩大。另一方面我们固定资产投资过去长期以来增长也很快，特别是在2008年以后金融危机的期间，我们政府采取了扩大内需的政策，主要是扩大政府投资的政策，和扩大货币供应的政策，所以在那两年中间，投资起了更重要的拉动作用，投资急剧上升，急剧扩大，对这个经济增长起了拉动作用。我们过去这十年中间，内在的经济机构一直在发生变化，而这个变化一直是朝向消费需求，相对比重下降，而投资需求和外需的比重在上升，朝向这么一个方向来变化，这个变化的趋势如果不改变的话，那么预示着我们未来内需不足可能会变为常态，而这个经济增长就缺乏了有利的保证，我想这是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就是说中等收入陷井可能已经变成我们一个现实的危险了，那么接下来想给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说我们这种结构性问题会导致内需不足，会导致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的危险。

我想首先比较突出的一个指标，我们可以看消费和储蓄之间的相对关系，我们在GDP中间最终消费占的份额从过去，可以说从上世纪中期以来，1950年到现在，大的趋势是消费率在下降，储蓄率在上升，那么这个消费率下降储蓄率上升的过程在一定时间内它对经济增长起了，很有利的推动作用，因为当你储蓄率上升的时候，你就有大量的资金可以用来投资。因此这个大规模的投资可以带来经济更快的投资，可以带来固定资产存量就会迅速地扩张，生产能力会迅速地扩张，你各方面的投资需求得到满足，因此经济增长能够得到一个有利的支撑。但是最近十年这种变化的速度加快了，比如说居民消费在过去十年里面从2000年到现在是加速下降，而储蓄率是加速上升的，总的来看我们过去1950年左右的时候，居民消费率大概是接近80%，也就说只有20%多一点的储蓄率，这个比重到2000年的时候，大致是消费率是在60%左右，但是现在最终消费率降到了50%以下，这是最近十年中间发生的。而其中的居民消费所占的比重已经降到了GDP的34%，这种情况在世界上相对来说也不多见，就是说居民消费占的比重这么低这种情况，因为大部分国家居民消费总是会占GDP的一个主要的份额。那么我们的GDP占到了，只占了GDP的三分之一了。

所以从结构变动上来，我们所面临的这种内需不足，可能很大程度上是和消费率的下降，储蓄率的上升是直接联系在一起的。高储蓄高投资确实带来了高增长，但是这个高增长应该说是有一个限度，就是说，我们如果说储蓄率和投资率在不断地上升，在不断地提高，它会造成一个结构失衡，那么这个结构失衡最近几年表现得非常明显，就是说特别是我们2008年、2009年开始搞四万亿投资，扩大政府的财政方面的投资，那么它在当时起了对抗金融危机的作用，因为出口掉下来了，我用投资需求把经济增长拉上来，这个当时是确实是起了明显的作用，但是这件事情过去之后，我们看到它带来的一个副产品，就是各行各业的过剩的生产能力增加了。

因为大量的投资会造成大量的新增生产能力，生产能力会扩张很快，那么新增生产能力迅速扩张，它需要有一个条件，就是说生产能力扩张了，它就会带来生产规模的扩大，带来大量的产出，这样的产出是需要有人来买的，这些产品是需要有需求的，而居民消费相对增长比较慢，于是就没有相应的需求和这种供给的增长相适应。它带来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说虽然投资在当时拉动了经济增长，明显的拉动，但是投资完成之后就出现了产生迅速扩张，而扩张了的生产能力往往在市场上找不到出路，变成了过剩产能。那么于是又面临，进一步的面临内需不足，消费需求不足，这变成了一个悖论。也就说生产能力的扩张，它并不是无限的，它是有一个结构要求的，当我们这个国民经济结构已经出现了失衡，出现了过度储蓄和过度投资的这样一种情况的时候，生产能力进一步扩张，它带来产能过剩进一步加剧，而未来会出现更多的内需不足，这是一种结构矛盾反应。我想这是我们面临的问题。

而这些经济结构调整的背后，恐怕更多的是体制方面的问题，尤其是和收入分配相关的问题。

解说：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导致了社会的不稳定，资源分配的不合理以及经济结构的失衡，是什么原因导致了收入分配的不平衡？如何能够解决收入分配的不公问题，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以推进我国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

王小鲁：经济结构失衡背后是收入分配问题

王小鲁：接下来我想具体讲一下经济结构失衡的表现，为什么我说我们现在面临这种结构失衡，它背后是很大程度上是收入分配的问题，为什么说收入分配问题会带来结构的失衡，会带来我们面临中等收入陷阱这样的危险？我想这个背后有一些突出的领域，它在这个直接影响着我们的经济结构问题。

首先一个方面，我想过去一段时间，政府集中的资源过多，而且政府管理的资源由于我们体制上的漏洞，管理上的漏洞，造成了政府资源的使用不善，管理不善，很多钱可能没有花该花的地方，还有一部分钱可能是流失掉了，通过百等等这样一些现象流失掉了，形成了灰色收入，那么这是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至少是三分之一以上的国民收入，或者GDP是集中在政府手里，由政府花出去的，这样一个概念。

但是这个花和花又不太一样，因为如果我们和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现在政府占的比重应该说是相当高的。基本上发达国家政府集中的资源，它使用的最主要的方向是公共福利和社会保障，公共教育、公共医疗卫生等等这些方面，我们看很多欧洲国家都是非常明显。我们国家虽然政府集中的资源比重在迅速上升，但是支出结构现在看来就很不合理。我们用于公共医疗、公共教育、公共住宅，社会保障这方面的指出，虽然最近几年是在增加，有些领域增加的速度还比较快，总的来说比重偏低。尤其是用于医疗和教育的支出占GDP的比重如果和国际水平相比仍然低于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这是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比较可以得到这么一个结果。

但是另一方面，我们政府支出中间，用于政府自身消费的部分，比如说“三公”消费是一个巨大的数字。列外政府用于投资的部分非常大，这些支出占了政府支出的很主要的部分，那么这个政府收入和政府支出之间的这样一种不协调，我想是导致我们目前面临结构失衡的，其中的一个原因，这意味着我们的整个政府财政系统是有必要进行一场改革的，公共资源怎么使用是一个方面。

那么再一个方面呢是垄断性行业，垄断性收益怎么分配。我们这几年有一个进步就是实行了资源税的改革，把石油和天然气这两个领域，从原来的资源税从从量税改成从价税，5%的资源税，那么这样一来，资源税总量是扩大了，它起了一个什么作用呢？就是把一部分由自然资源带来的收益纳入到政府财政收入中间来，这部分自然资源收益原来是怎么分配的？原来是和，因为没有资源税或者微乎其微的资源税，所以实际上拥有资源的部门和其他没有这样的资源的，一般性的竞争性的部门相比，他们的税收都是一样的面临同样的税收，面临同样的一套管理方法，这样一来呢，拥有自然资源的部门就处在一个得天独厚的地位上，它有大量的资源收益，这部分资源收益不用交公，它变成了企业利润可以由企业自己支配。

所以我们长期以来说垄断行业和其他行业之间有巨大的收入差距，分配不合理，怎么造成的？资源收益和垄断收益，这些因素造成的。那么我们现在把资源收益纳入到公共财政渠道里来，同时如果这些资源收益能够用于公共服务的目的，那当然是一个改善，是收入分配方面一个进步。但是在我看来这个是不够的，就是我们现在5%的资源税，税率还是太低，还有大量的资源收益没有纳入到这个渠道里来，要让它和其他竞争性的部门站在同一个起跑线上，那么还有一些因素我想值得一提的是生产要素的资本化，这样一个过程中间产生的收入分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