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年轻人有弑父情结 在中国尤其严重

窦文涛：中国老人多说真话 年轻人多说假话

窦文涛：所以你看他这种文化里，你这么一说我还觉得，他真是里边渗透出有点反老，反权威，你看往往总统是错的，这个上级是错的，往往一个。

陈丹青：但是他另一面他规矩很严，就总统就是总统，情报局长就是情报局长，就是这个程序命令，然后层级又非常非常严，绝不像咱们这，只要走关系你什么事都可能发生。

窦文涛：但是你看你刚才讲这个跟我的一个观察也有角度不一样，比如说你说年轻人最真挚，可是实际上。

陈丹青：他甚至不知道不自己有多真挚，他会用很可怕的方式表达出来，我并不说年轻人都对，闯祸的都是年轻人，但问题很多事就是闯祸闯出来的，你要说的是什么？对不起。

窦文涛：我要说的这个我觉得真话，今天在中国我感觉到的真话往往还是他这个年龄人说出来的，我们这个年龄的人说出来，所以我倒有个相反的观察，你看平常咱们去主持一些年轻人的活动，我就发现我说怎么年轻人说的都是假话？

陈丹青：我跟你说这是我最难受的，这是这20、30年教育的结果，我年轻的时候就文革的时候不是这样的。

窦文涛：文革的时候。

陈丹青：老人不敢说话了中年人不敢说话，说了完蛋，就唯一敢乱讲话的反而是年轻人，当然在不要说红卫兵的不用说了，我只是真话假话不去说，他就敢说话，或者说话不知轻重的只有年轻人，可是现在看太难受了，就是80后、90后好世故，因为他非常清楚吃不了扛着走。

梁文道：所以你有没有觉得中国有一种。

陈丹青：太世故了。

梁文道：中国这几年有一种特长叫做敢讲真话的老人，很多什么社会、科学、政治各种领域所谓敏感事件，很多时候都是老人来揭发，很多人都说这几年不是特别多嘛，尤其我们说一些知识分子，大家很敬重，什么什么老先生，什么老先生，80多岁，90多岁，他这时候他说这番话份量太重了，因为他说的是真话。

陈丹青：所谓老人就是我这一代人，我这一代人其实就是文革记忆，文革记忆，文革的时候大家集体是恐惧，今天是集体是世故，那会儿集体是恐惧，可是我们这批老人在当时是80后，是当时的80后、70后、90后，而当时的文化是鼓励你说话，毛的文化是鼓励你说话。

窦文涛：然后再打死你。

陈丹青：而且有点太鼓励你说话了，大字报就是一个形式，然后各种集会，各种那不叫讲演，那个就是大家斗嘴的，所以这个记忆跟着我们，我们老了以后我们可能只是这个习惯还没，我们也是满嘴空话、大话我们这代人老人，那太多了，但是我们不像现在孩子这么世故，一句话出来都想过。

窦文涛：而且其实我觉得，也不叫老人了，就包括我这个岁数的人，其实也是世故的，但是好像我们已经有了一些经验或者说是能力能够在说真话和世故之间找到一个平衡，听见他能说出一些对他没有危险的一些所谓真话，反而你看我看到年轻人我发现是什么？他还不知道怎么对付这个局面，于是他只能去模仿报纸上的说话，模仿领导说话，因为他完全不知道你看反倒是我们这个岁数的人其实这里边有种深深的狡猾有的时候，我觉得我自己就是，我能做到我觉得说完这番话，我也没违反我的良心，可是我也知道谁也逮不着我，实际你是到了一个年龄，你有了这个经验，你年轻人他没有这个技巧。

梁文道：所以就会出现刚才我讲那种，今天我们有时候开玩笑说中国为什么这么多老知识分子，敢批评一些东西，敢说什么东西，很多人就说年纪也差不多了，再不说也没的说了，而且说了又能拿他怎么样呢，我们是正好反过来的，真话是在美国的文化里面他们电影里面，电视里面总是年轻人在说真话，我们这边说老人说真话，年轻人是正在学习说假话。

窦文涛：你看你想想这个谁，这个季羡林讲的这个名言，就是假话全不说，真话不全说，这老狐狸，这个人能分清真假风险实际，这是需要很深的世故。

陈丹青：真是恐惧教育，恐惧的教育。

窦文涛：可是你觉得真的像那个时候就是你年轻的时候，年轻人放胆，想怎么来怎么来，不是说那天下大乱吗？

陈丹青：一部分，因为在文革初期是年轻人被纵容这样，大面积被纵容这样，你想可以打老师打校长，可以造反夺权，那这代人他的行为记忆和话语记忆他会一直跟着他，后面的种种别的经历上大学、出国或者做生意，他可能改换头面，但他青春记忆不会走掉的。

窦文涛：你是那个时候的人知深浅还是不知深浅，我刚刚还看到一个那个时候的红卫兵，他就说他一直就背负着一个负担，他现在好像要忏悔他说出来。

梁文道：前阵子就有人道歉嘛红卫兵。

窦文涛：对，他打死人，当时打架好像不觉得会打死人，但是他就恰恰出了一个，他说我拿了一个棒子两卡车的人还带着柳条帽，追着一个人打，打了两棍子之后他才知道他那个棍子头上是带钉子的，后来那校医说这个人没救了，他就完成一盆凉水兜头。

陈丹青：我就我刚才说的，年轻人的勇气是因为他不知道后果是什么，他刀子下去不知道这个人会死的，因为那会儿太平天国很多农民起义革命队伍都是十几岁的孩子，他不怕死的，他不知道什么是死的，什么是痛他都不管的，所以我想当然我们也不能夸奖年轻人的作用，年轻人的无论是所谓正能量、副能量，不能夸张，在美剧里面他有点夸张，就是那时候老青之间的那种戏剧性的对立转变这种剧情，他有点夸张，但是我看美剧为什么？他会让我觉得跟我在那日常经验非常契合。

窦文涛：是契合的。

陈丹青：绝对契合，就从生活中来，略高于生活，所以这个时候虚构的力量和现实的力量就我觉得衔接的很好，我主要佩服就是他怎么可以拍这些，他这个想象力不受管束的一个国家，然后是想象力没关系，你可以想象，你甚至可以拍，问题是怎么可以公映？因为我现在长期待在这个空间，我不能想象，怎么可以这样？

窦文涛：等于国家安全局的，结果是个精神分裂症。

梁文道：这个绝对是可以的，光从去年到今年起码就有三部电影是描述白宫被轰炸了，空军一号被打下来了，然后总统被劫持了。

陈丹青：这还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他把所有国家首脑描绘成都很阴暗，怪透了就是。

梁文道：这个很多，我觉得就符合我们现在讲的那个讲法，就是说全世界人民都会觉得美国人他们绝对可以拍这样的戏，而我们都觉得他们的首脑果然都坏透了，白宫是随时要被攻破的，总统随时是个混账怎么样，但是全世界人都不会这样子看自己的国家，这个冷战那个笑话你听过没有，就是说这个美国人跟苏联人聊天，说你看我们多有言论自由，我们一天到晚可以骂总统，苏联人说这有什么了不起，我们也一天到晚骂你们总统。

窦文涛：你知道这个故事是谁，这故事好像是里根跟戈尔巴乔夫说的，我估计斯诺登就是看国土安全看多了。

梁文道：美国是特别重视职称及仪式感的国家

窦文涛：这个美国他也真的能够运行不备这个很奇怪，照咱们感觉你这个电影一切的创作文化影响人心，你把总统说的这么坏，这怎么可能大家对总统还尊敬，可是你看在美国，好莱坞就这样拍，可是奥巴马选的时候一样那家伙无数人崇拜，认认真真的投票。

陈丹青：我说这就是一个成熟的国民，成熟的国家文化就可以做这件事情，他知道电影是电影，现实是现实，转化为影剧以后他又变成一种揭示另外一种平衡，你觉得是吗？

梁文道：而且我觉得美国还有一个特点就你刚才讲，美国有某种的仪式感，比如你说尊敬总统，比如你刚刚讲的说他到最后那个权威还是很清楚，总统就是总统，层级很清楚，有一点非常奇特，就是我也是看了一个英国的作家写我才意识到，就美剧里面叫总统，比如说当年白宫也这样，你跟他再好的哥们你帮他竞选，本来兄弟，比如说你今天当上总统了，但是一当上总统那天开始我叫你就叫总统先生，不再叫你文涛了，是这样的，我就看一个英国作家，他说他也是去了美国之后他赫然发现为什么美国人连一个议员，一个参议员来都叫Mr.senator，他说在英国反而是比较平等的，任何首相什么都叫什么什么先生就算，不会叫你的职称的，在英国只会什么？假如你是封爵了，叫你什么什么爵士，那平常任何政治人物你首相也好，部长也好，没人叫你，就这么喊，他说为什么美国明明这么年轻的国家，理论上应该是英国人会比较喜欢喊人职称或者什么，他说不，反而美国人会，他说这到底怎么回事呢？他说美国反而是个特别重视职称仪式感，对制度更敏感的一个国家，我觉得这点很特别，他一方面你可以说他可以很反权威，但是那个权威的形式他很在乎。

窦文涛：咱们是尊卑，他们是有尊重人与人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