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晓军：恢复广播操为杜绝干部歌厅桑拿找青春

2010年09月04日 09:51
来源：凤凰网专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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窦文涛：你要照这么聊，那南非世界杯开、闭幕式就是意志的不胜利吗？

查建英：现在的幸福指数跟身体没关系

宋晓军：中国因为急速的工业化，我觉得它要一种非常关键的一种标准化的东西，那个时候，团体做操应该能体现出来，因为大家进城都是农民工，就从农民进来。因为那个时候是牺牲城市化，加快工业化。因为毛主席说的1953年，156个项目进来，苏联给我们，得培养大量的工人，要造原子弹。

1959年那是要解放台湾，定的标准是要暂时装备最大量，达到美军抗美援朝标准。当然定的是高了，后来又大跃进了，然后中共基础不足，水多了加面，面多了加水，才有大跃进。后来又调整，调整完了好像第四套广播体操，1962年又出来了。就是说这个广播体操是没断过，文革断了一点点。1971年又起来了，后来好像这一次说是前面断过三年。

窦文涛：但是它这个没断过，背后的，就像你刚才讲的，背后的背景一直在幻化。你比如说当年跳广播体操那个年代，我那天看一句话，我想起来，当年我的父辈们，就是说跳广播体操干什么，最幸福的事是还能为祖国工作50年，那个时候觉得身体是国家的是保持健康，为祖国做贡献。

查建英：对，现在这个道理也没错，你稍微换一下。比如说你说企业，你是为老板做贡献，还是为你自己的身体健康，从老板的角度讲，它也是短期行为，就透支让你员工死用，加班加点，过劳死。或者他就觉得受不了了，跳槽。其实你从长期来看，它的效益也并不好，而对个人的健康指数来说，那更别说了。因为我们讲了很多年GDP，就是这种好像经济增长。其实现在讲幸福指数就跟身体没有关系。

查建英：美国强调健身但不强制健身

窦文涛：你在美国也生活过，怎么美国人不跳广播体操呢？

查建英：我这一点要说一个，我对这次恢复的这个略有保留的，确实是，我们只有在这种国家，我们这种文化传统才必须得实行，好像只好实行这种指令性的。

宋晓军：强制性的。

查建英：这在美国是不可能的，其实美国的，我们相应的这一代，比如60年代，他是非常重视健身的，跟他50年代那一代比，他们是特别健身的。但是他们的健身绝对不能统一化，美国就是说连抽烟，比如说明明是抽烟等于是慢性自杀，但是你不能说强制都不许抽烟了，不行，你只能在每个烟盒上你注意，美国每个烟盒上都写着。

窦文涛：就是宣传吓唬你。

查建英：吸烟危害健康，但是您照抽，您想死，那谁能拦，这是你个人选择，对吧。

窦文涛：所以我觉得有一个原因，美国人为什么讲个人，因为他们就是人少？咱们人多是不是就得一堆一堆的办事儿。

宋晓军：不是，我觉得也是，也是抵抗资本主义新的文化，因为我最近看了美国哈佛一个教授写了一个书，他写的书名字叫做《新资本主义文化》，他说现在的资本主义已经使得人失去了对于集体化的这样一种信赖，或者依赖，完全是碎片化的。其实你看看中国也确实有这样的。比如说就是很细碎，当然咱们从主观上，领导是不是希望通过团体操的方式，让大家凝聚。

窦文涛：凝聚精神，总比去天上人间强。

宋晓军：也算是抵抗资本主义。

窦文涛：这叫什么来着，叫什么？

宋晓军：雄风酒店。

窦文涛：对，总比跑去野三坡雄风酒店洗脚强。

查建英：我跟你说，这事还真连着，其实你想想这个身体素质下降，其实这雄风就变成颓风了。我突然想起来，就是咱们这节目，曾经请过来一个做什么情趣商店。

查建英：身体羸弱导致国民病态民族主义情绪

窦文涛：情趣用品商店。

查建英：对，蔺什么先生，他说了一个统计数字，就让我印象很深，比如说中国的男性，普遍已经在30岁以后，是30%几都有性问题，性趣下降。到40岁以后是70%几，这很高的比例。这跟他的身体，整个的条件不好有关系。而这牵涉到一系列的后续问题，你的身体不好，你的性能力不强，你的整个的心理就是一种弱者的、病态的。

对，你会愤世嫉俗，你会对现在的很多事情都极度的抵御，甚至我觉得就是，你调查一下，这你是专家。就是那种病态的，防御性的民族主义情绪，可能都从这来。因为你弱，你老觉得人家要欺负你，人家占你的便宜。

窦文涛：还真是，我跟你讲，很多时候，人这个身体是决定着你的思想的。

查建英：绝对的。

窦文涛：某种体质的人，你看，你老以为思想是你自己这么想，其实我就有一个体会。你知道吗？就比如说有的时候我觉得万念俱灰，好像因为一点小事想不开，好像要自杀，其实后来追根溯源，主要是中午饭没吃。你知道吗？你体察你自己，身和心是一个连续的。

查建英：我就比如说，我的脾气不好，我发现往往其实是我饿了，就是这顿饭没吃，到点了，马上就冲上来了。

宋晓军：大家在阳光下边做体操，不要再黑暗下边，应该是这样。

窦文涛：没错，而且查老师说了之后，更多人得跳操了，国操感觉还能壮阳，感觉是。

查建英：而且是比较温和的壮阳。

窦文涛：集体主义时代的生活细节让人难忘

窦文涛：这一说广播体操，连带着是那个时候的那种生活方式，所以咱就说，就是今天做，今天这个大楼林立、办公楼office，包括今天说人们是屏幕脸、鼠标手、沙发屁股，跟那个时候完全都不一样。那时候配合着做完广播体操，就去礼堂。你知道一个单位它以礼堂为一个集聚地，对吧。你知道最近我们一个编导上广东去玩，无意中还拍下现在广东还有个地方留着这种，你们亲切吗？

宋晓军：对。

窦文涛：人民礼堂。而且你知道还有人聊什么，冯小刚的《唐山大地震》，你注意到没有，他复员或者说怀旧，那个时候人们的生活一般都在大院里，军队大院，我是工厂大院，还有各种各样的大院，篮球场，然后一有什么事，看电影也好，搞活动也好，传达指示也好，全都要到类似于教堂，也不叫教堂，礼堂，都有一个礼堂，你们有那种记忆吗？

查建英：当然有，我们看电影都是，我记得都是前边一大堆人，后边一大堆人，我还记得那时候看《列宁1918》，唯一的一个亲嘴的。后边都赶上，后边都看上了，然后一个队长大手就挡上去了，这不许看。

宋晓军：它是一个，等于说这个集体主义是早期工业化的一个必经的阶段，就只不过你在，你经过了这个工业化过程当中，你可能留下的记忆是那种生活的细节。

窦文涛：但是人生活的细节很刻意人性，比工业化还刻意。你比如说你说的礼堂，我就记得那个时候早恋，头一回在电影院，黑地方，为什么谈恋爱要去电影院？才敢偷偷的拉那个手，然后放内部电影的时候，好像只有少数人能进去，小孩子们都扒着窗户，那个时候叫解放，叫什么那种。

宋晓军：对，苏联的八个小时。

查建英：我对高音喇叭有生理反应

窦文涛：而且记忆太多，你知道我还有一个很慎的慌的一个记忆，就是当年的天安门四五运动，纪念周恩来总理的，那个运动当时开始在那个年代，是被定位为反动的。你说那也奇怪，我们当时是在一个工厂的礼堂听指示，都不知道是什么。

现在想起来很难理解，小学生都组织去。然后礼堂里也没开灯我记得，白天，黑的灯，传来那种高亢的女播音员的声音，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在怎么怎么，就是以悼念周恩来、周总理为名，你想一个小学生，当时听到高音喇叭，这都是在礼堂里发生的。

查建英：对，所以为什么说我稍微有一点矛盾的心情，虽然我特别赞成锻炼，但是这高音喇叭对我有一个生理反映。

窦文涛：高音喇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