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得诺贝尔奖的有接近一半是德国人

核心内容：世界得诺贝尔奖的有接近一半人是德国人，以及移居到美国和加拿大的这个德裔，那就是全世界60亿人，才得到那另一半诺贝尔奖为什么。我跟春桃重点的调查一下了德国的教育，感到非常意外什么呢。他们的法律写进宪法的不准搞学前教育，这个对我们冲击很大。咱们不是学前教育，现在搞胎教啊，还没生下来就要开始教育的。

凤凰卫视5月25日《名人面对面》，以下为文字实录：

解说：多年来春桃、陈桂棣，专注于为弱势群体写作，因此也被冠上了文坛侠侣的称号。三年前他们夫妇从江西萍乡移居北京，定居北京的原因之一是为了解决孩子棘手的教育问题。在这之前他们夫妇三易其家，为儿子三次转学。活脱脱的上演了现代版孟母三迁。儿子困难重重的求学经历，触动了他们作为父母内心的敏感，也激发了他们书写中国教育调查的动力，但四处碰壁的调查，最终让这对作家父母决定用亲身经历写下教育之困。

陈桂棣：有一个教育专家做过统计，咱们中国人现在达到70岁以上的平均年龄，就是说你从幼儿园上到博士后，你所拥有的知识只是你一生的5%，大量的来自社会，那就是你现在这些知识，我完全可以在后期的社会当中去得到，比如说我需要了，不需要你来告诉我也去钻研。

许戈辉：尤其现在资讯这么发达，获取资讯的途径很多。

陈桂棣：对啊。

许戈辉：我们会发现很多在小学中学，甚至到高中背诵的东西，死记硬背花了很多功夫的东西，其实你到日后如果你需要的话，网上一查也就查到了。

陈桂棣：对啊。

许戈辉：但是你如何去运用这些知识的能力。

陈桂棣：这个能力太重要了。

许戈辉：却往往没有掌握到。

陈桂棣：在我们的教育当中恰恰缺少。

解说：春桃、陈桂棣共同创作的《中国农民调查》出版后，他们在合肥的家，多次遭到不明人士的骚扰，于是春桃决定带着五岁半的儿子，回到老家萍乡上小学。对于小学的理解春桃还停留在自己上学时，轻松快乐的印象中。但到达萍乡后，这里的教育一步步，颠覆了春桃美好的想象。

春桃：就是一本这样的一点通，那个辅导教材一个学期下来要抄两遍，从头到尾抄两遍，有时候就是他那个老师布置的作业，全部是抄课文抄什么字，抄句抄段，一下一天晚上都抄十几页。然后要做到十点十一点钟都做不完。我说别人都能做完你能不做完吗？你说累你说苦，所以一开始我是跟其他的家长一样的，我是要求他全部做完的。他再有这么多作业。

许戈辉：就经常重复性的做这样机械的。

春桃：重复性的，就是抄字，抄那些字抄到他脑子都麻木掉了，经常他都不知道自己在抄些什么东西，抄的一点用都没有。反而把他对语文的兴趣全部磨掉了，磨损掉了没有了。

解说：儿子从小对语文的浓厚兴趣和写作天赋，一直令春桃和陈桂棣这对作家父母感到欣慰和骄傲，但一次偶然儿子提的一个问题，引发了陈桂棣对语文教育的思考。

陈桂棣：那天晚上突然来问我，他说铡刀是什么，他问我。我问他我说什么铡刀，写给我看，我一看哦我知道农村，因为我们都是农村长大的，我讲那个铡那个稻草，铡草去喂牛。哎呦他讲那为什么铡人呢？我讲铡谁了？刘胡兰。当时我跟春桃听了以后就很奇怪的，小学低年级的孩子上刘胡兰的意义何在，好多的父亲母亲都把孩子带到我们这来，觉得我们是作家培养培养写作，我们一看那个作文我就问，你这些是真的吗？不是。全是想象的，胡编乱造的这个，但他能得高分。特别有一篇作文我们书上写到了，对我们这个冲击很大的。他就写了他的愿望是什么呢，就是我的愿望我长大赚钱了，成大老板我给我家买很大很大的房子，老师批了，你心理有祖国吗？我们看的很奇怪这个事情，老师提出一个孩子所不能理解的事情。孩子能没有祖国吗？在这个年龄段，他说他的生活环境非常困难，他的最大愿望就是希望家里有个大房子，来孝敬父母，多好的一个孩子，但是给他打分非常低。

许戈辉：所以这个就是一种思维方式，一种价值观，他一定是，就是影响了整个的这一代又一代人，然后再由这一代人又一代人通过教育的方式，传给我们的下一代。

陈桂棣：在我的印象当中，我学的所有语文都是政治，不是中国文学。所以我们接触到好多大学生，因为经常到大学也给他们去讲课，发现他们写不好文章，我就想你们从小学一年级就开始写文章，已经写到大学了，写不好，这是中国语文教学的悲哀。

春桃：现在的语文教育是问题是非常大，这些老师除了那个能够布置，就是重复的那个抄写，那些作业。真正的那个是，能够提高那个孩子们的写作能力，阅读能力的那个课外阅读几乎是很少，一个孩子你不加强课外阅读，一个月不给他看一本书，或者一个学期不给他看两本书，他那个情商如何提高啊，那不行的你写作水平是提高不了的。现在我们孩子就是做作业太多了，你家长有时候想给他布置一本书给他看一看，他也没时间。

陈桂棣：如果我们仅仅了解了，萍乡的这样一个中等城市就已经有代表性了，因为我们得到一个数字中国的中小学生，大多都在地级以下的，70%以上的孩子都是在这样一种环境里接受教育，萍乡应该有代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