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兆武：教学大纲把大学讲师变成“播音员”

许戈辉：钱学森有一个著名的“钱学森之问”就是说我们如今的大学，为什么培养不出大师级的人才，创造型的人才，您这样通过自己求学的历程，现在这样来分析，您觉得到底是有什么问题？

何兆武：我们那时候我觉得跟现在有个最大不同的点，特点，就是那时候老师随便你教什么，随便你讲什么，没有太限制，现在就是有一个教学大纲，实际上教师就便成了播音员了，是不是？按照教学大纲，你照着读，我觉得如果要是这样的话，那何必找教师，不如找个播音员，那不是更好，是不是，而且也可以省钱，只要一个教师，全国一个教师就够了，在这个电台上一广播。

许戈辉：大家都读电视大学就行了。

何兆武：对对，大家弄个电视机在这儿听，那不就完了吗？恰好，我们想听的是教师发挥自己的这个见解，比如张奚若先生的课，张奚若先生上课非常有意思，他是谈天的形式，谈闲天的形式，并不是一二三四，ABCD那么讲。他是随时临场发挥，比如说那时候也流行的是“蒋委员长万岁”，叫这个口号“蒋委员长万岁”，他说现在都是民国了，怎么还叫万岁呀，万岁是皇上才叫万岁，到了民国的总统，总统都一任几年你就下去，你怎么万岁呢？这些东西，你教科书上没有的，这是他临场发挥，刘文典先生教《庄子》，讲《庄子》，他讲着讲着，自己也非常之动感情，好像自己也，自己的这个身心也投入到那个讲《庄子》里面，讲着钢着，然后自己赞美自己，他说呀，讲《庄子》讲得这么好，庄子都没我讲得好，庄子都没有他讲得好。

许戈辉：所以那个时候，老师恩的性格，老师们的那种人格魅力。

何兆武：对，个性。

许戈辉：对，也是对学生影响至深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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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戈辉：我了解到您最后那个研究生没有毕业。

何兆武：没毕业。

许戈辉：没毕业是为什么，是不是因为太自由散漫了呀？

何兆武：不是，我本来是想啊，1946年的上学期就交那篇论文，因为研究生要交篇论文，交一篇论文以后，通过答辩毕业，我应该是1946年研究生毕业，可是1945年年底就罢课了，这一罢课呀，整个学校瘫痪了就，没有人管事。

许戈辉：是。

何兆武：所以我到了下个学期也没法写论文，也没法毕业，我就只想着跟着这个学校回到北京以后，再补这篇论文。

许戈辉：虽然一心想完成学业，但直到1946年5月的西南联大宣告结束，何兆武的这篇毕业论文也没能补上，于是没有拿到西南联大研究生的一纸毕业证书，成为了何老人生中最大的遗憾之一。究其原因，何老告诉我说，大时抗战刚刚结束，解放战争又随即爆发，1946年，他和同学们一路颠沛流离，从昆明辗转上海，本想继续跟随学校回到北京，却在这个时候，收到了二姐从台湾发来的电报，告知母亲病重，他不得不前往台湾，在台湾滞留半年之后，1947年春天，他才和母亲回到湖南老家。那时国共内战早已蔓延全国，一心想回学校交论文的何兆武，只得留在老家教书，直到1949年，他才重返阔别了十二年的北京城。

何兆武：后来我们，我在湖南老家是和平解放的，解放了过想还回来拿个毕业文凭吧，我就又回到北京，那时候我的妹妹和妹夫，他们也是西南联大的学生，早就去了延安了，后来1949年嘛，当然又联系上了，联系上了，我就回北京，就见到他们，他们在华北人民革命大学，他们就跟我说，不要回去念了，念了那个都没有用，资产阶级的玩意念了有什么用啊，他说呀，到这个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来，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分两部，第一部分是本科，本科招的都是高中的学生，什么十六七岁，十七八岁的学生，三个月毕业。

许戈辉：三个月本科就毕业了？

何兆武：是什么，学的很简单，一个是党的政策、党的理论还有什么，还有思想改造，就是叫树立革命人生观，那个很容易，很快就毕业，还有一部分叫做政治研究院，政治研究院招的学生都是什么呢？都是年纪大的，都是在旧社会工作过的，有些在旧社会工作过的人，在新社会还是可以照样工作，比如说我是数学教师，还是照样能教数学，所以你们来思想改造一下就可以，换一换脑筋。

许戈辉：然后就可以上新的岗位上了。

何兆武：西方叫做洗脑，其实就是换换脑筋，就是为人民服务，你们从前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现在为人民服务，可是你，你比如数学教师，那不还是一样的嘛。其中要改动多的嘛，就是文史要改动得多一点。

许戈辉：对，我觉得您可能面临的挑战大一点。

何兆武：对对对。

许戈辉：您看您这个文史。

何兆武：不过我们去学的半年呢，前三个月跟那个本科生学的一样，也是什么这个新民主主义，也是这个政策，土改政策什么这些东西，后三个月就是思想改造，就是你做思想检讨，检讨你这个资产阶级思想，我是资产阶级的人生观，一般都是追求名利，那么现在要改造，要全心全意为人民，什么这个，就是写自我检讨等于，思想研讨。

许戈辉：您也都写了吗？

何兆武：每个人都写这是毕业必修的，写了以后要全班通过，但有的人就是一次通过，可是有的人四次五次得通不过。

许戈辉：您呢，您是一次通过的吗，思想检讨？

何兆武：我都不记得几次通过的了，不过那主要我们是个人主义，就是总是，我喜欢自由散漫，就是个人主义。

许戈辉：这问题很严重自由散漫。

何兆武：这是很严重的，你不服从革命的组织纪律，我是从来什么组织都不参加，不但是政治组织不参加，连那个什么篮球队、歌咏队了，我都不参加，因为我喜欢自由散漫，一到了，你既然参加了嘛，就要服从人家的这个规定的纪律。

许戈辉：那在革命大学里您必须服从组织。

何兆武：对对对，那当然，那就整天什么，所以那就是一个思想的适应过程。

许戈辉：这个转弯容易吗，不太容易吧。

何兆武：也不太难，反正你，那你就只能够，开头只能勉强啊，后来也习惯了。

许戈辉：我听说您翻译罗素的《西方哲学史》的时候，您都不知道这是毛主席派下来的任务。

何兆武：对，不知道，幸亏不知道，那要知道了可就麻烦了。那比如说给我戴反革命的帽子的时候，那我也不反对，我就是反革命嘛。

许戈辉：那您为什么还说过，说江青应该写一部回忆录呢？

何兆武：对，江青应该写，那多少事情她都知道的。这一点呢，我觉得我们应该放松一点，你看那个二战以后，德国包括日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