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兆武：教学大纲把大学讲师变成“播音员”

解说：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北平沦陷，为了躲避战火，读高一的何兆武随家人一路南迁，辗转回到湖南老家，在那里，他考入了刚刚从南京迁至长沙的中央大学附中继续求学。第二年春天，日军攻占徐州，逼近武汉，长沙形势告急，何兆武又跟随学校搬到了贵阳。

许戈辉：自由的日子什么时候结束的？

何兆武：那就是七七事变以后，卢沟桥事变以后，日本人动手了。

许戈辉：到不自由的那个学生时代，那又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呀，您给我讲一讲？

何兆武：那就是军事管制。

许戈辉：军事管制，每天统一。

何兆武：我上了那个中央大学附中就是军事管制了，早晨一吹号才起床，你不能先起床。

许戈辉：对。

何兆武：扰乱别人，也不能不起床，到时候就点名，点了名就军训跑步，然后一直到，一天都给你排满了，上午的课，下午的课，然后下午有两个小时比较自由，你可以去打篮球啊，或者去什么，然后晚上还自修，自修到九点，然后停止，大家又都排队，然后唱那个救亡歌曲，那时候救亡歌曲，唱完了以后，然后还要呼口号。

许戈辉：那时候呼什么口号啊？

何兆武：什么“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什么什么，最后一句是“蒋委员长万岁”，这是惯例，所有的都是这样，所有学校都是这样，后来上了大学就非常好。

许戈辉：1939年，为了能提前逃离在中央大学附中如同修道院一般的禁锢生活，高中二年级的时候，何兆武决心跳级参加高考，随后他用一年时间读完两年课程，并最终以贵阳地区第二名的成绩，实现了当时自己最大的也是唯一的愿望，考入西南联合大学。西南联合大学是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之后，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合并而成的临时大学。这所大学云集了当时中国一大批最著名的专家、学者、教授，是连天战火中无数青年学子向往的求学圣地。

在何老口述的《上学记》这本书里，封底有这样的一段描写，1939年至1946年，我在西南联大度过了整整七年，读过四个系，现在回想起来那是我一生中最惬意，最值得怀念的好时光。

何兆武：因为这三个学校有个特点，第一都是在呢个比较自由的环境之下培养的，所以自由的风气特别大。你到那儿以后，我又恢复到这个中学的自由了，什么时候睡没人管，什么时候起也没人管，你上课也没人管，你不去上课也没人管，你上什么课也没人管。比如说我是历史系的学生，可是什么文学系的课、哲学系的课，我也跑去听，没人管。

许戈辉：您为什么上西南联大的时候，读了四个系呀，本科是土木和历史。

何兆武：第一是啊高考的时候，考大学的时候，我就问一个同学，我说你报什么专业，哎呀他说我们这个学习不好的呀报不了理科，就只能报文科，他说你们学习好的，都报理科，那时候是学习成绩比较好的都报理科，那时候我在班里面算是学习比较好的，所以我也报的理科。

许戈辉：您喜欢吗，理科。

何兆武：我为什么读了理科呢，就是那个时候，我看了一本书是丰子恺写的，他实际上是编那个日本人的，讲这个《西洋建筑讲话》，就是讲西方的历史上历代的著名的建筑，我看了那个，我觉得很有意思，我说我也去学建筑，所以我就报了工科，可是上了半年以后，我就觉得学工科没有意思。

许戈辉：太枯燥了。

何兆武：对，一个是脱离了人文，脱离了人的感情，人的什么什么，还有也没有很大的趣味，因为不涉及人的灵魂，那时候正是打仗的时候，对于局势是很关心的，所以我想啊，还是要学历史比较好，因为知道古今中外的一些变迁，所以我二年级又转系了。

许戈辉：这个转系跨度挺大的啊。

何兆武：真是极度的自由，你随便转什么系都可以，只要你的分数通过那个系的要求，你就可以进。后来我就转到历史系去了。

解说：本科从土木转到历史，研究生又从哲学转到外文，七年西南联大读书时光，何兆武说转系就转系，这与他一向追求自由散漫的性格有关。同时也与西南联大特有的教授治校、思想自由、学术自由的校风有关。在那里，学生可以凭兴趣自由选课，而老师讲课则可以完全自由地按照自己的理解和表述方式随便讲。

许戈辉：那您觉得这种特别自由地去选课、听课，它会不会影响一个学生的专注度？

何兆武：我觉得，对我来说，我的感受，最大的好处是什么？你对这个有兴趣你就学的进去，所以你学的效率特别高。如果你对这个课没有兴趣的话，你学不进去，你学不好的，所以我觉得这种自由的方式，有它很大的优点。

许戈辉：在这个过程中，您也不断的在摸索自己到底真正的兴趣在哪儿，是吧？

何兆武：它会助发你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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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许戈辉【主持人专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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