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常常怀疑自己是否配得上“作家”这个称号

核心提示：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成中国首位获此殊荣的本土作家。我们回顾凤凰卫视《名人面对面》几年前对莫言的两次专访，更深入地了解这位作家。

凤凰卫视10月14日《名人面对面》，以下为文字实录：

画中音：他着墨描写农民，大部分描写的是乡村生活，作品中充满了强烈的道德感，描写普通人的挣扎，挣扎着生存下去，挣扎着维持尊严，有时会在挣扎中获胜，但大多数时间是输家。

许戈辉：这就是莫言家的老房子，每次创作他都会回到老家，也许那里才是他创作真正的源泉。回想2001年第一次采访莫言的时候，他就曾经给我讲述过儿时在老家的生活。

一个人的作品，他的动机也好，他的这种风格也好，总是和他的生活背景紧密相关的，对于你尤其是这个样子，你最初为什么会写作？

莫言：实际上就是，说实话吧，其实很不高尚的一个动机，我又没有像现在很多流行的说法，我要为什么人民说话，是吧，我要为了表达我什么高尚的思想，实现伟大的理想，这都是很低俗、很世俗的，也就是我当时就是当然在小学的时候，作文还是比较出色的吧，被老师经常在课堂上拿出作文来念给其他的同学听。

许戈辉：不过这种荣耀没有维持多久，你只上到小学五年就已经回乡务农了。

莫言：上到小学五年就算了，但是还是受到了一种刺激，感觉到自己有这种写作的才能，那么后来到了农村以后就是，天天就做一个真正的农民，跟农民生活在一块的时候，就是在这个极端的苦闷当中，当时恰好我们有一个邻居，就是山东师范大学的一个中文系的学生，后来他被划成右派了，下放回家劳动，就完全变成一个农民了，那么他也是经常回忆他上大学的时候的生活。讲到他对文学对作家的了解，其中提到的就是当时在省城山东济南有一个很有名的作家，他的生活特别好，他每天三顿吃饺子，那我想一个人如果能过上每天三顿吃饺子的生活，实在是不得了，太幸福了，我就说如果我能写出一部长篇，是不是就可以也像他那样，就是一天三顿吃饺子，他说没问题，肯定可以，一本书吃一辈子。

解说：为了吃饺子，莫言开始探索文学，不过进入部队以后，他不仅吃上了饺子，还因为文学买到了一直向往的手表，并且提了干，甚至幸运地进了大学。莫言说，在解放军艺术学院里，他才真正开始领悟什么叫做文学。

许戈辉：我从你逐步跨入文坛的这个轨迹，可以看出来你最初写作是为了摆脱贫穷，为了离开那一块比较贫瘠的土地，为了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还有命运，不过后来你真正地开始写作了，恰恰是那个时候的生活，给了你最丰富的创作源泉，成为你最多的去描述的故事，这是不是为什么你会那么眷恋自己的那块土地，那么多地在讲述自己家乡的故事？

莫言：当然我刚开始写作也没有意识到就是我过去的这种童年经验，我的少年生活，我的农村经验，会成为我创作的源泉。由于在八十年代初期这种创作，实际上还是有很多的清规戒律，更可怕的禁锢是你自己内心对自己的禁锢，就是你根本没有找到你应该写的东西，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想我天天为找这种素材来发愁，我写什么，就经常翻报纸，听广播，是不是，不断地从外边接收信息，也就是当时说，有时候就主动地下去生活，我的小说创作走向正规，就是在军营写完了这个《透明的红萝卜》以后，《透明的红萝卜》写完了以后，我就发现，原来我的这个童年经验和我童年时期的生活，竟然可以写成让大家认为很好的作品。

那么我想这个一下子就好像把一个被闸住的河流的闸门给拔掉了一样，河水滚滚而来。

许戈辉：你这么强调你的童年，那给我们描述一下你的童年，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莫言：我是生在很大的一个家庭里，我们家里有爷爷奶奶、叔叔婶婶、哥哥姐姐、妹妹弟弟，我叔叔跟我父亲也没分家，大概最多的时候家里到过十六个人，就住着五间房子，真是人很多。大家也可以看到，从小因为长得很丑，又特别贪馋，又特别懒，那爷爷不喜欢，奶奶也不喜欢，别的婶婶叔叔更不喜欢，没人理我，我想我是悄悄地长大的。

当时整个的中国都很贫困，尤其在我们山东这种比较左的地方，六十年代初期的时候，好像也更加贫困，我想我的童年记忆里，始终缭绕着两个问题，一个就是饥饿，第二个就是孤独。饥饿，大家都是一样的就是饿死很多人，因为五八年的大跃进以后，带来一些后果，那时候食量特别大，喝野菜汤，一喝喝一小罐儿，肚子也像罐儿一样，小腿这么细，我想我当时的状态也是那样的，一天到晚，天天低着头到处寻觅，就想找一点吃的东西，树上的叶子，地下的蚯蚓，草里的蚂蚱，可以吃的像榆树的叶子，榆树的皮，所有的榆树的皮，因为榆树皮是很黏的，都被我们扒得光光了。

再一个就是孤独，因为我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小学里面，因为家里面成分也不太好，是中农，中农家庭的孩子就是理论上来讲也可以当兵，也可以就业，也可以上学，但是在实际当中是不可能的事，后来在这个升中学的时候，还是把我刷下来了，所以我读了五年的书就辍学了，辍学回家以后当然就是作为一个劳力吧，农村这种重的活儿你也干不了，你进入不了成人劳动的行列，那么当时正好生产队的牛，就分配到农民家里去养，我们家正好有一头生产队的牛，那我只好每天牵着这个牛去放牛了，我们自己家里养了一只羊，养了一只绵羊，我就牵了一头牛，牵了一只羊，每天的工作就是天一亮，跟牛羊到这个草地上去，因为我们那个地方是三县交界，就是土地很辽阔，周围几十里没有村庄，一到夏天、秋天的时候，来了水就是一片汪洋，水下去就是一片草地。

那我想一个十一、二岁的孩子，就是每天跟一个牛和一个羊对话，那时候我想就培养了，我跟大自然的一种特别密切的感情。包括对植物，我都觉得它可以对话，对动物也可以对话，那么经常就躺到草地上，想跟天上的鸟对话，鸟肯定不理我，那就睡着了，睡着了可能牛会把我顶醒，因为牛已经吃饱了，我一看它的肚子已经鼓鼓的了，那就一块回家去。

那就是说饥饿和孤独，我想是我小时候的两个很重要的两个很重要的主题，后来这两个也变成我小时候创作的两个很重要主题。

许戈辉：莫言非常擅长描写女性，无论是《红高粱》中美丽而野性的“我奶奶”戴凤莲，还是《檀香刑》中风流俏丽的“狗肉西施”孙眉娘，或者是《丰乳肥臀》里面“像钢铁一样坚强”的上官鲁氏，这些作品大多是对女人的歌颂和赞美。到了2010年的长篇《蛙》，我们却看到了一个在道德和规则之间徘徊，在“送子娘娘”和“杀人恶魔”之间挣扎的乡村妇科女医生的形象。在那次采访谈到新作《蛙》的时候，莫言也向我讲起了他创作中的变化。

我就想起您自己说的，自己写作的几个阶段，说在最开始的时候，是把好人当坏人写，后来是把坏人当好人写，然后到现在是把自己当个罪人写，原话是这么说的吗？

莫言：基本是这样，基本是这样。

许戈辉：怎么理解？

莫言：这个我觉得如果一个作家，不能进行深深的自我反思的话，那么他肯定不是一个宽容的作家，因此我觉得我们就应该现在，不要把一切的问题的根源都归罪于外界，当历史上有一场巨大的灾难发生的时候，实际上无论是施害者，还是受害者都负有责任，就像我们的反右派，很多右派都是受害者，但实际上也有很多右派刚开始是想把别人打成右派，但是没有把别人打成右派，反而被别人把自己打成了右派。

那我在文革期间是一个儿童嘛，只有十岁左右，十几岁，那我一个十岁的孩子，我觉得我也洗不干净是吧，我尽管没有正面打老师，我也从背后往老师身上吐过唾沫，或者投过什么土块。即便我是一个孩子，我也感受到了在文革期间，一种巨大的一个痛苦，就是恐惧，就是生怕被甩到这个群体之外，所有的人都在打老师，尽管这个老师对我很好，我心里面很爱这个老师，绝对不忍心打他，我也不相信他是个坏人，但如果你不参与进去的话，那么大家都不理你了，就感觉到你是变成了变节者，变节的、投降的，逃兵之类的概念。所以很多人实际上是被裹胁进去，为了保护自己，不得不参与违心地干一些自己不愿意干的事。

许戈辉：所以您这样说呢，我基本上可以摸到，就是这个《蛙》这部作品，您是怎么样的一种心态在写作。

莫言：说到这个《蛙》，说到这个计划生育政策，我们不能把这个完全归罪于什么像姑姑这样的人，也不能一下子就把这个整个的罪就归到国家，你们制定了这个政策是吧。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那包括我本人自己也有责任，也有罪过是吧。因为如果没有这个独生子女政策的话，那我起码也是两个孩子甚至三个孩子的父亲，是吧。那么在年轻的时候，我还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

许戈辉：您现在的孩子，就是您现在的这个独生子女，是儿子是女儿？

莫言：女儿。

许戈辉：女儿，那么在你们高密，在山东的这个传统里边，是不是还是希望能够有个儿子。

莫言：那当然，当然。

许戈辉：或者儿女双全。

莫言：那是啊，是啊。

许戈辉：所以当初你自己还是挺希望能生二胎的，是吧。

莫言：我当时觉悟，还是真蛮高的一个觉悟，因为当时我是在部队里边已经提拔成军官了，那么提拔成军官的话，你生了二胎的话。

许戈辉：说明还有前途呢，前途无量呢，是吧？

莫言：第一是你前途无量，我自己还有野心，我还想继续往上提升呢，是吧。另外一个它那个处罚是非常严峻的。

许戈辉：要怎么罚啊？

莫言：有的战友就是说，他本来是个连职干部了，那么他超生了，生了第二胎，那就是一撸到底呀，变成士兵了，士兵回去种地去了，是吧，复员回家了。那我们就是为了离开农村，不种地，费了多大的周折，是吧。你想我为了当兵就是连续四年，每年体检、每年体检，到了最后21岁了，临界线上才好不容易混进了革命队伍，是吧。然后那些当了兵的人有成千上万，能提拔成军官的人量很少嘛，是吧。所以这个得来不容易，就是很珍惜这个奋斗得来这个结果。那如果你生了二胎的话，那么这一切都要，他是个连级都一下子降到了战士，我当时才是个排级，就没得降了是吧。

我就觉得像我这样的人，如果不是因为我个人的这种私心的考虑，那我肯定是，我妻子肯定她要生二胎，生三胎的，是吧。我当时就是以非常冠冕堂皇的借口，为了执行党的政策，国家的政策，我们必须把孩子做掉，是吧。

许戈辉：所以说，并不是说就没要，而是都有了，又做掉了？

莫言：做掉过一个，做掉过。所以这个我觉得永远是一个，永远是一个内心深处的很痛的一个地方。

许戈辉：一个隐痛。

莫言：一个巨大的阴影，那现在到了晚年，现在想起来就感觉自己很卑鄙呀，现在我就想，如果时光再回一次，那我算了，我还是生了这个孩子，是吧。但说是这么说，但如果再走一次的话，我能不能比上一次做得更好呢？真也是个未知数，很难确定。

许戈辉：莫言说，在日常生活中，我可以是孙子，是懦夫，是可怜虫，但是在写小说的时候，我是贼胆包天，色胆包天，狗胆包天。然而尽管作品早在世界文坛得到了尊重，但是莫言仍然常常怀疑自己是否配得上“作家”这个称号，有的时候，他会说自己是个写小说的，甚至不太愿意用“小说家”这样的字眼。

不过这次问鼎诺奖，却把莫言一下子推到了舆论的中心，他不得不在周五下午，被安排着举行了一个记者会，也不得不接受了几家重要媒体的专访。这倒让我想起了2010年，当时他的作品《蛙》问世的时候，他面对新书推广的那种可爱的无奈。

莫言：今年（2010年）年初，在北京那个国际书展上，他们来我家接我，然后在车上说，我们今天安排了一个很吸引眼球的发布会，我说你们能怎么安排呢，不会让什么模特上来吧，后来一看，真的上来两个书模，是吧。

许戈辉：现在还有书模呢？我都没听说过。

莫言：上来两三个漂亮的小姐，一人抱了一本《蛙》，在舞台上走了两圈。那我怎么办呢？那我坚决地反对，把人轰下去？那也不是我的风格，当然我知道这样一发布，肯定会引来媒体的一片喧哗，是吧。然后肯定会有人愤怒地骂，这些作家太无耻了，是吧，居然让这个模特上台推销自己的书，那么现在要做任何一件事情，你如果，真是很为难，你如果要完全拒绝，那么显得你这个人很不近人情，我们是为了你好，是吧，我们是为了卖书，为了推销你，我们做这么一些安排，但如果你要完全顺从的话，那么你也要做好这种不同的反应，有的人可能说，可以吧，有的人肯定要骂，是吧。

所以作为一个现代人，尤其作为一个舞文弄墨的现代人，当然你作为一个媒体人，作为一个文艺界的公众人物，那更要做好这种被批评的准备。

《名人面对面》节目在凤凰卫视中文台播出【节目专区】

主持人：许戈辉【主持人专区】

首播时间：星期日20：30-21：00

重播时间：星期一04：20-04：50  13：30-1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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