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晓声：回望知青岁月 警惕当下“中国病”

2012年07月06日 10:55
来源：凤凰卫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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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晓声：插队之前在班里我是勤务员，相当于班干部的作用，当了一个时期之后，我在墙后边贴了一份辞职声明，落款就是梁晓声。我当时非常地厌倦，可能是由于我对于无政府状态完全不能接受。思想专制状态是我不能接受的，但无政府状态同样会造成我心里的痛苦，我不能每天看到发生那些暴力的事情，因此希望有一天又恢复到民间之声，这社会恢复到正常的声音，而不是口号声，不是大喇叭的喧嚣，不是革命歌曲，所以就起了一个“梁晓声”。

许戈辉：像您这样思想的年轻人，到了农场以后，一定会和大部分知青格格不入吧？

梁晓声：会的。思想很孤独，没有交流者，但我是班长，可以讲故事给大家听。我把我读过的故事都讲给同学们，他们没有听过，最多只看革命小说，而这些故事和革命小说所传达的人性元素是不一样的。当时农场有一名老职工被列为“特嫌”，在受班里的青年会突击审讯挨打后心脏病死亡。我知道后立刻跑过去，要求连里严肃处理，从此和那几个战士不太说话，不给他们讲故事，只当班里没有他们。

许戈辉：那个时候想回城吗？根据您自己的观察和体会，大概有多少知青是想要回去的，又有多少是一心一意想扎根在那的？

梁晓声：最初没有想回去，后来就有点慌乱，不知道以后怎么办。四五年之后基本就是认命的坚持。有的人被树立成标兵，这不是一件好事，全团全师乃至全兵团都要学习你，这就等于被道德绑架，被荣誉感绑架，有的时候会失去自我、失去选择的权利，可能这样的一些青年会横下心，为了给我的荣誉我坚持到底。但是除了他们和家里问题实在严峻的，大多数都想回去。我没有那么强烈的回去的愿望，但是比较怕和我关系亲密的战友走，我会觉得孤独。

许戈辉：您是否记得与他们离别时候的情景？

梁晓声：事实上，我们那个连队走的很少很少，六年里能走的连1%也不到。只有几个途径，参军、升学、父母官复原职、才艺青年直接调到沈阳军区文工团去，甚至可以直接调回北京。但是这样的人相对很少，为什么1979年叫大返城呢，就是说之前大多数人都没走成。

梁晓声：中国缺少“好人文化”

许戈辉：后来您通过升学回到城市，是否觉得自己特别幸运？而回想起那六年的经历，有深刻的苦难或伤害的烙印吗？

梁晓声：对别人来说我上大学这件事是个谜，他们觉得好奇怪，我家里没背景，又不是女知青，怎么就上了大学啊？其实是因为有太多帮助我的好人。我不愿意听知青动辄说我们的苦难怎样怎样，因为除了已经死去的、伤残的同代人，他们有资格说，其他的人为什么要那样说？他们经历过的我同样经历了，老战士也是那样劳动过来的，第一批到北大荒的人比我们更苦啊。过分夸大是我最不喜欢的一件事情。

对我来说，那个年代最不能容忍的在于，它使我们变傻，或者至少是想要使我们变傻，而且几乎也确实把我们变傻了。我们在那插队、劳动，不知道中国的命运在不断变化着，城市里发生那么多的事，那么多的知识分子在受着伤害。北京变得那么远，中国发生什么事没人说，报上也不报，报上报的都是革命形势大好，因此我们有时会忘记这个国家，就只是干活、吃饭、领工资邮钱回家、睡觉。在相当长的时期里，我的同代人，相当一部分丧失掉思想的能力，这是让我最痛心的，而不仅仅是我们挨过饿，干过累的活。

许戈辉：如果说曾经有一代人为那段岁月付出过青春和生命的代价，那它留下的有价值的东西应该就是对未来的警示吧！您认为我们回望的时候应该得到怎样的启迪和反思？

梁晓声：警惕当下严重的“中国病”

梁晓声：那个时候，就像剧中的赵曙光说的一样，他眼中有形形色色的中国病人，他们都是不同程度的文革病人，不根据事实，只要有一个人喊，谁谁是反革命，那跟着别人去打倒他就是了，互相伤害，冷酷无情。而当我们回望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时候，也会发现，当下的中国人也患着另一种中国病。

许戈辉：现在的“中国病”，病症是什么，病根在哪里？

梁晓声：那个年代完全限制了人的物质欲望，因为全部分配嘛，整个社会不能发展，人非常奇怪地成了似乎是精神的动物。但是今天，第一是泛物质化，第二是泛达尔文主义，就是把丛林法则拿到社会现实中来，强者通吃，适者生存，弱者忐忑，我们的公平出了问题。但更可怕的是目前人们的心态严重失衡，像有些人的网络语言暴力，几乎是不可理喻的，无论对任何现象、任何事，都要骂，先不管骂谁，或者因为什么事情骂，总之先骂了再说，这是比较严重的中国当代病人。

许戈辉：那段岁月是在思想的高度统一之下的集体暴力；今天是思想越来越自由，但同时也衍生出以自由的名义侵碍他人自由的伤害。

梁晓声：就像鲁迅先生笔下的阿Q一样，老子终于也有话筒了，谁不服骂谁。这样一种状态是因为我们这个民族和国家，缺少好人文化。我很多次问过大家，遇到过小人坏人吗？大多数人都举手，二十多岁的学子也纷纷举手。然后问，遇到过好人吗？这时举起的手会少。你对谁一直有气吗？举起的手很多。你想宽恕谁吗？举起的手很少。你有过被感动的时候吗？我在大学里听到的最让我诧异的一句话就是，我刚刚活了二十几岁，你就认为我会被感动吗？这话其实对我来说，是接近恐怖的一句话，已经在这个世界上活了二十几年，居然没被感动过吗？怎么可能呢？

人性没那么好，但人性也没那么坏。如果我们仔细回忆，确实有应该感动的、应该感恩的、应该牢记不忘的那些使我们心灵温暖的事情，而有一些事情是可以忘记的。我只不过是希望人们，能记住这一部分，记住这一部分有多好，不但自己记住，还要告诉我们的下一代。文化的影响不只在精神方面，它可以变成我们基因的一部分，带着这种向善的因素，一代一代地传递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