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红色高棉：华侨难民在雷区集体劳动

解说：在白包生活了四个月后，难民们突然接到通知，将迁移到更远的山区，在收拾好行李准备迁移时，黄时明毫不犹豫地带上了电台，即使因为种种原因，电台早已无法使用，但是保护好它，直到完璧归赵的一天，依然是黄时明不可推卸的责任，对黄时明而言，电台也代表着祖国，这成为鼓舞他活下去的最大力量。不过想要在两百公里漫长的迁徙途中躲过士兵的严格检查，无疑是一件极为危险而艰巨的任务。

陈晓楠：路上本来就很艰难，而且你们的东西已经非常少了，怎么保护它呢？

黄时明：各种方法都有，好像你上船，他就在船头那边查，它整个船呢在那个河边呢，别的地方它没有吊板可以上去，他是不会有人在那边查，而且他查，他是点着一个火把，火把只能够照亮很少地方，我叫我侄儿他们先到那个船上，他们先上，然后呢，我们再岸上离得很近，弄上去给他，费尽周折黄时明和家人终于到达了距离金边200多公里的白通，这里地处柬埔寨西北的偏远山区，环境比传说中更加恶劣。

山里的土质根本无法种出粮食，进入山区后因为运输困难，连最后一点可怜的粮食供给也停止了。

陈晓楠：就只能在山里捡一些能吃的东西，摘一些吃的东西。

黄时明：是啊，一切能够放进嘴里面的东西，大家都吃，有人找到了野菇，他们没有经验，以为可以吃的，结果整家人死掉，就除掉他原来在山区那些人之外，其他都活不下。

解说：到达白通仅仅13天，黄时明终于抵挡不住恶劣环境的折磨，感染了风寒，他很清楚这种情况下染病随时都会丧命，嗅到了死亡气息的黄时明，向家人交代了自己心中牵挂的最后一件大事。

黄时明：如果将来能够见到我们祖国来的人，把这个东西交给他，我没有告诉他什么东西。

陈晓楠：电台，还是惦记着电台。

黄时明：我说把这个东西交给他。

陈晓楠：你没有告诉他是什么？

黄时明：没有告诉。

陈晓楠：那个时候怎么还惦记着这个。

黄时明：这个是一个信念，从我这生来讲呢，个人对我都不重要，我是希望祖国的强大，如果没有祖国的强大，我们这些人都是奴隶，都是受压迫的人，只有祖国的强大，才有我们的地位，我们可以忍受个人的一切，我不能够忍受，我们民族过去时候受的那种屈辱，这就是我的信念吧。

解说：令人没有想到的是黄时明，最终竟奇迹般地活了下来，考虑再三，黄时明向一个同情华侨的红色高棉干部说出了自己的身份，1975年10月，北京方面接到了来自柬埔寨的一份报告，说一位与中国失散了的工作人员向国家求援，经历了5个月的磨难，黄时明终于有机会死里逃生，而就在他即将离开的时候，本来曾无数幻想着这一刻喜悦的他，却突然百感交集，心情沉重而矛盾。

黄时明：那时小孩子是高兴得不得了，我就一点都高兴不起来，整个晚上都睡不着。在那大森林里面哪些人都是很希望外面知道里面情况，能够来救他们，但我知道我自己是无能为力，好像自己亲人，自己父母，在最困难的时候，我们抛弃了他。

特别是在这种情况下面离开，哎呀，我的心，你说我不够坚强也可以，但是实在太难过。

陈晓楠：在即将离开柬埔寨的前一天，黄时明郑重地把一个包裹交给了使馆工作人员，那里面就是曾经跟随他九死一生的那部电台，1976年春天，黄时明终于回到了祖国，而也就在这一年年底，红色高棉领导人波尔布特忧心忡忡地指出，党的躯体已经生病了，而后开始了对党组织内部的大清洗。

2006年5月的时候，联合国和柬埔寨政府成立了特别法庭，专门着手审判仍然在世的前红色高棉领导人，指控他们犯下了战争罪和反人类罪，自从1976年回到国内，黄时明关注着波尔布特，关注着柬埔寨每一步的变化，如今，82岁的黄时明在多年之后，终于把他在柬埔寨做地下特工，在波尔布特时期的种种特殊经历，写成了一本自传体的书。

他说，他只是想在人生的末年为那段特殊的岁月做一个纪念。

黄时明：个人很渺小，个人你在整个世界里面，就好象沙滩上的一粒沙，我是最幸运的一个，今天还能够把它写出来，我们那个部门很多很多同志流血牺牲，他们付出了很多，我只是他们里面的一个，一个分子而已，我们这个部门付出，也在默默无闻之中付出，生存，也在默默无闻中生存，不见人面，我们就属于大戏里面小配角。

陈晓楠：那你觉得值得吗？

黄时明：值不值得，总有人，有人要去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