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文艺宣传员偷渡至香港 文革时期曾“又红又专”

文艺宣传队解散 欧阳东状况陷低谷
    
    解说：1975年，二人完婚，婚后生育了一子一女，在宝安县他们是人人称羡的模范家庭。而与此同时，中国大陆在经历了“拨乱反正”“改革开放”后，宝安这个小渔村也悄然无声着变化，由于地处边境，宝安香港两地的经济往来频密起来，渐渐地当年的逃港者开始从香港向大陆的家中寄钱，有时也会通过关系运输一些“紧俏”的物资回来。
   
    欧阳东：电视机、家私、电饭锅、录音机、电风扇，所谓的冰箱，那些旧的东西一船一船地往回拉，拉到蛇口码头堆得满满的，三文治的那些不是把那个面包批要切掉的吗？那些面包皮当时他们带回来，我们都当宝啊，都当点心送人的，所以那个差距太大。

欧阳东夫妻俩每月工资一共70多块，虽然在当地已属较高收入，但比起那些偷渡者在香港每月近千元的工资却相去甚远，看着周围许多曾经生活落魄的人纷纷购置了家用电器，欧阳东也托人花了100元人民币从香港买了一台电风扇，但对于电视机、电冰箱这样昂贵的“稀罕货”他却只能望而却步，而最令欧阳东失落的是1978年初，他和妻子所在的文艺宣传队正式解散，被调回了水产养殖场工作的欧阳东从舞台上的焦点又变回的一名普通工人。
   
    欧阳东：因为我们已经有香港电视了嘛，所以一竖起天线就能看到香港，翡翠台《倚天屠龙记》啊那些，开始看那些古装武打戏，我们的宣传队基本上是解散了，不存在了，没有人再看你的这些宣传毛泽东思想的东西，唱歌、跳舞都不看了。
   
    那时候1978年到1979年这段时间，每天早上起来就会碰到一些朋友，打听谁谁谁到香港去了，又少了几个人了，周围的朋友都没有了。
   
    解说：昔日的风光不在，生活和事业上的双重打击让31岁的欧阳东彻底跌入了谷底，此后，不断有宣传队的同事约他一起偷渡去香港，但面对妻子坚决地反对，欧阳东始终没有下定决心，直到有一天，他和4岁的儿子在海边散步时，一个朋友给了孩子一瓶香港带来的饮料，此后的一幕彻底击碎了欧阳东的犹豫。
   
    欧阳东：那孩子好高兴啊，谢谢爷爷，就打开了以后，就是咕噜咕噜咕噜就全部倒到嘴里面的，倒到嘴里面以后呢已经没了，他还在吸，还在拼命地吸，我看了心里面就觉得好酸，其实我们条件也好嘛，为什么就不能有这种东西呢？

欧阳东偷渡至香港 “蛇头”介绍到制衣厂
    
    解说：1979年3月16日，隐瞒了妻子趁着她带着孩子回广州老家，欧阳东与宣传队的同事梁少聪一起出逃香港，经过一晚的艰难泅渡，第二天凌晨两人游至后海湾的香港岸边，然而刚一上岸他们即被巡逻的英军发现，同伴梁少聪夺路而逃，还没顾上穿衣服的欧阳东则再次潜入海中。
   
    欧阳东：就看见他们英军这样追过去，他们在那边跑，他们到了我前面的时候，我也把浮在水面上的那个包，里面装的衣服、鞋子啊，一些联络电话啊一些东西一些钱啊，港币这些东西都不要了，我就这样沉到水底下去，那东西带不下去。
   
    解说：几分钟后，听不到追捕声音的欧阳东才渐渐浮出水面，看四下无人，他飞一般地钻进了山林，这时候的他才意识到自己身上除了一条短裤外，已经别无他物。
   
    欧阳东：对面就看到整个香港的灯光通红通红的，天都是通红通红的，又惊又喜啊，就是总算是逃过来了，到了这边了还算是平安的，但是又想，我现在是刚刚到，什么东西都没了，以后怎么办？会不会没命啊怎么样？什么东西都已经没有了，也很彷徨，但是也没办法，只能够走一步算一步。
   
    解说：1974年到1980年港英政府对偷渡者实行“抵垒”政策，即偷渡者只要成功抵达香港市区便可获得合法的身份，于是欧阳东也通过一名香港蛇头成功到达了市区，几名老乡帮他垫付了两千港币给蛇头后，欧阳东在一家制衣厂找到了一份日薪30块钱的工作，领到首日工资后，他第一件事就是买了一杯咖啡。
   
    欧阳东：当时我们那些人说，不会说是谁偷渡，谁偷渡了，就是谁谁谁到香港去喝咖啡去了，就说是偷渡了，所以我到了香港去我也喝一杯咖啡吧，一喝我也不知道，没放糖，好苦啊，我以后再也不喝咖啡了，原来是这么苦的，我只是感觉一下喝咖啡的那种感觉是什么，就是说我也到了香港了。

为给家人买地 欧阳东拼命工作
    
    解说：彼时的欧阳东不曾想到此后他在香港的生活正如同他面前的这杯咖啡一般苦涩。1979年3月，宝安县更名为深圳市，第二年8月26日，深圳经济特区正式成立，与此同时，1979年3月16日，原在宝安县文艺宣传队中经常饰演英雄人物的红色宣传员欧阳东出逃香港，成功逃港后，32岁的他才猛然发现，眼前的香港与他当年戏里唱的大相径庭。
   
    欧阳东：那些卫生都很干净，过马路垃圾都抓在手上，不会随地吐痰，排队，一百多人在中环啊，任何地方做巴士都是排队的，不是一窝哄挤上去的，不像我们这样，只有我们从大陆过去的人才是乱，才会扰乱他们的秩序。
   
    解说：在香港市区的一家制衣厂欧阳东做了一名机床工人，日薪30港币，为了能够尽快还清老乡帮忙付给蛇头的2000块钱，他每天拼命工作，常常通宵达旦。
   
    欧阳东：我们在香港那工作压力很大，我在做裁床的时候要扛布，要扛布，而且他们还欺负我们是大陆过来的人，我两只腿站着，我觉得好累啊，站八个小时，我就像这样盘着个腿，他们都过来踢我，说怎么能够这样站，两只脚分开，吃中午一餐，然后吃完以后我就说阿姨你不要倒，留给我晚上吃我帮你洗碗。后来我就晚上吃剩的，吃完又去上班了，加班，我没有租房，就住在工厂，睡在裁床下面，盖的是工厂的棉花和布，穿的衣服是那些别人亲戚朋友送给我的衣服。除了一条三角裤是买的，其实都是别人送给我的。
   
    解说：尽管欧阳东尽可能地节省着每一分钱，但当他攒够了500元后，还是马上买了一台录音机托人带回大陆给妻子，方便通信。
   
    欧阳东：就叫别人带回去然后她在那边录音，又把那个录音带托人带回来，他们要买些什么东西我就听录音，然后就去买要买的东西，可以提到孩子的声音啊，可以听到老婆的讲话声音啊，那也亲切一点，当时很想家枕头都哭湿，晚上枕头都要湿，都会哭，流眼泪，想他们。
   
    解说：自从欧阳东逃港后，大陆的单位就将他除名，还收回了当初分的房子，突然没的依靠的妻子一个人带着两个孩子艰难度日，得知这一切的欧阳东万分懊悔，对于家人的愧疚也令他整日惴惴不安，从此，身在异乡的欧阳东更加拼命，他每天打三份工，只为了能够尽早在大陆买一块地给老婆孩子一个着落。
   
    欧阳东：那时候在蛇口买一块地，两块五一平方米，我就在香港拼命打工，白天干，晚上干，六点钟上班，到晚上十一二点钟就下班，下班以后再去做保安，那就是熬夜啊，拼命工作，病都不敢病啊。
   
    记者：那个时候是什么在支撑你呢？
   
    欧阳东：为了家庭，为了早一点点回家。

欧阳东返回深圳 重操文艺旧业

陈晓楠：随着大陆“改革开放”的脚步不断加快，深港两地的“共识”也越来越多，1980年，就在欧阳东拿到香港身份之后不久，港英政府取消了给逃港者一条生路的“抵垒”政策，实行“即捕即解”，从此，偷渡者的“天堂”也正式关门了，而在同一年大陆对于逃港者的态度也发生的改变，从长久以来的“叛国投敌”改成了“非法探亲”，而且鼓励那些已经成为香港人的逃港者回乡探亲，投资办厂，于是呢1981年的春节办理了“返乡证”的欧阳东就回到了深圳，和家人团聚了，此后，继续回到香港打工的欧阳东用攒下来的5万块钱在深圳买了快地给家人盖了房，而80年代中期，香港服装在大陆开始流行，他又看准了这个机会，给妻子在深圳开了一家服装店，从香港进货拿到大陆销售，据说最好的时候一天就能稳赚五千多块，随着生意越来越好，也凭着在制衣厂多年的经验，90年代初，欧阳东和朋友们在深圳投资办了一家服装加工厂，1997年，香港回归，欧阳东也彻底搬回了深圳生活，而这个时候，一心还惦记着他的文艺老本行他就又来到的南山区文化馆，重操了年轻时候的旧业，欧阳东说好像人生就这么转了大大的一圈又回到了原点。
   
    解说：如今回到深圳养老的欧阳东又来到南山区文化馆，带着这里的舞蹈演员们排练演出。闲暇时，他也会往返粤港两地与当年文艺宣传队的老友们聚会，和欧阳东一起偷渡的梁少聪被英军抓获后送回了大陆，从此不再逃港，改革开放后，他在深圳的“夜校”进修，后来还在文化局当了领导。
   
    在欧阳东之前逃港的麦云因为大陆没有什么亲戚，至今仍然留在香港，年近七旬的他每年仍为生计奔波。
   
    记者：对你来说你觉得最幸运的是80年代的时候你回来了。
   
    欧阳东：对，其实我是回来了，回来了以后呢能够看到这边的发展，踏上这边的脚步，我现在又可以回到文艺方面去了，又组织了一个团，就是到处去慰问演出啊，宣传啊又回到这个宣传方面。
   
    记者：这个人生转了一圈又。
   
    欧阳东：又回到原点，其实我觉得我一生真的是很幸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