晓楠:多年之后，黄时明说起在白包难民营的生活，他说他觉得真有点儿像德国纳粹统治下的犹太难民营，只不过这里没有密布着铁丝网，可是却有另外一种无形的牢网，像套在每一个人的脖子上让人喘不过气来。红色高棉的领导层认为，城市是资本主义的丑恶象征，它会腐化干部和群众，要建设理想社会，就必须要消灭城市，而他们的终极目标是建设一个没有阶级差别，没有城乡差别，甚至没有货币流通，没有商品贸易的新社会要实现这个理想，最根本的途径就是发展农业，红色高棉的领导人为人们提供了一幅这样的美好蓝图，摆脱落后的农业生产百姓丰衣足食，再把余粮出口到国外，购买机器设备然后发展工业。但是在现实当中，正是这个宣称为了人类美好理想而奋斗的组织却越走越远，他们把整个柬埔寨带进了一个巨大的漩涡之中。

解说:1975年6月，在难民们离家的第二个月，细心的黄时明发现，按规定每天被分配的一小盒大米比以往少了很多，于是饥饿开始逐渐在村子里蔓延。

黄时明:你就是人消瘦无力，你今天拿起这个锄头来，你可以锄20下，到明天只剩下15下，到最后时候你拿起锄头来几乎都拿不起，它这力量慢慢消失。

解说:因为缺乏食物，难民们的体力迅速下降，人体的抵抗力减弱，极容易染上疾病，这种恶性循环使得整个难民营开始呈现出死气沉沉的景象。

黄时明:我们那个地方有三千个人在集中，一天死七八个人。

晓楠:是怎么死的呢？饿死的？

黄时明:饿死，病死，在我旁边住的一个老人家，他的女儿来到那边不久就病了，吃又没有的吃，那只有那么一点药你说管什么用，两三天死掉，他老婆哭得要命，老头子说，哎呀，你别哭，我们不久也会见到她，谁都没有存着一个活着的希望，大家就说好像这种日子，活着是一个活死人。

解说:聚集着三千人的白包难民营，每天都陆续有人死去，而在没有希望的生活面前，就连死亡都显得微不足道。

黄时明:到后来，死亡大家不看成一种悲剧，甚至人家讲，哎呀，某某人好了，不用受苦了是吧，你死掉不用受苦了，都有这样感觉。

晓楠:自己可能对死也都没感觉了。

黄时明:恐惧是当你还有希望活着时候，你才会恐惧，你注定死亡，那你恐惧什么，死亡像挤牙膏一样，今天挤一点，明天挤一点，挤挤挤就剩下一个壳，它慢慢就把你灵魂挤出去。

解说:作为华侨难民，黄时明在困苦绝望中挣扎，他唯一的希望是和祖国取得联系，把自己带出这片蛮荒之地，在指定的联络时间，黄时明都会偷偷打开收音机收听国内的指示。但是每一次听到的都是相同的内容，叫他们不要暴露身份继续保护电台，对何时回国却只字未提。而此时，有一些消息也令华侨们更加不安。

黄时明:他的干部和我们也讲，你们的中国政府已经把你们交给我们了，这样你们不用向你们政府讲什么，你们就归我管了什么，再加上那边一个侨领就是陈继述，是我们那边一个很好的爱国华侨，为了交涉这华侨回国事情，给他波尔布特杀掉了，所以大家伤心透了，知道没有希望了，也不敢指望什么东西，不过我们不理解，为什么我们国家不来接我们。

晓楠：身处封闭的山村，黄时明并不知道国内此时也正处于文革的特殊时期，很多的工作都在混乱瘫痪状态，他的上级虽然也在焦急地寻找他，但是想要营救像他这样落难的人员，真的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在这样的生活当中，黄时明每天最重要的一项内容，就是坚持用收音机收听盼望着来自祖国的，哪怕是只言片语的消息，但是随着电池渐渐地耗尽收音机的信号是越来越微弱，而他带来的电台，因为没法搭设天线，也早已经没法使用。1975年8月的一天，黄时明再次打开了收音机，用电池仅仅剩余的最后一点电量勉强接收到了微弱的信号，黄时明此时心里清楚，这恐怕是他最后一次听到来自祖国的声音了。

曾几何时，每每接收到这远方的声音，是他生活中最快乐的片刻，也是支撑着他那隐秘而孤独的地下情报工作最大的动力。而此刻，随着断断续续的声音一点一点地消失，黄时明在绝望当中又想起了自己情报生涯里毕生难忘的那一幕。

解说：1970年3月，朗诺趁西哈努克出国访问之际发动了军事政变，推翻柬埔寨王国政府，建立高棉共和国朗诺政变后，中国驻柬埔寨使馆撤离。此时，黄时明唯一和外界联系的途径就是那部藏匿已久的电台，一天早上，当黄时明准备向国内发报时，却发现电台出了故障。

黄时明：我就感到很责备自己，就为什么不先一点发现这个问题，那时候因为社会比较动乱，我们把电台藏得比较密一点，所以搞出来的时候受什么，所以我心里头又难过，很揪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