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清峰：那么事实上，在要求一个干净的政府，我们本来就有一些机制。像我们法务部，就有一个侦控师，专门来查查每一个政府部分是不是有不法、或者是不妥当的一些法规。还有没有一些违反这些规范的公务人员，然后可以提交给各个单位的首长来处理。另外我们要个调查局，调查局我们一个廉政处，它也同样在查查不法。对于这些不法的行为，我们会移交给地检署。如果已经构成犯罪的话，我们会移交给地检署来侦办。所以这个系统在台湾的叫做防贪、肃贪、反贪这个系统，就有三个单位在做。那都是隶属于保护，一个是政通单位，一个是调查局，一个是我们的检查单位，来执行这个。

台湾最高检察署特侦组调查陈水扁家海外密账，目前已经掌握到陈水扁家在海外的存款，包括陈水扁儿媳黄睿靓在瑞士美林银行的2100万美元，还有陈水扁妻子吴淑珍在泽西岛的1600万美元。台湾最高检察署特侦组认为，一旦资金来源与台湾的弊案有所关联，洗钱案很有可能一案数破。

阮次山：刚才部长也提到了，希望司法办案不介入任何政治概念。过去有，在台湾社会，不管是监察人员也好，法官也好，很多有颜色去办案，这种状况在你领导之下，法务部怎么样逐渐消除？

王清峰：我本身是无党无派的，所以我们院长要用我，也可以看得出来，他要确保这一块能够重力，不能看颜色办案子。这里面不能有政治，只有是非。所以我的原则很清楚，大家就是法、理、情，不论你的党派，不论你的政治色彩，这是一个司法。司法不能沾染政治上面的偏见，不可以有的，法律之前人人平等，谁都是一样的，你是贩夫走卒、你是达官贵人，都一样。在法律之前，大家通通平等，所以我想我是确立这样一个原则，当然也很希望我们的同仁、大家都本着这个原则来办事情。可是在台湾，司法首长是采二院制，法务部长他是负责政策、制度面，可是实际的这些不法的侦办、调查却又是属于检察总长在负责，是两个系统的。所以基本上，我不能够去参与个案，过问个案、介入个案，我也不会这样做。这一部分我尊重检察总长，尊重台湾高等法院检察署检察长，还有各地的检察长。但是，我相信我们的检察长，将来也都是会这样子秉公来办案。

阮次山：在制度面上，这两个之间，如果不是分开两个的话，像你坚持司法正义的原则，但如果检察总长他有颜色，因为过去这么多年以来，有很多级别城市的地方执行的过程、改革的过程，会不会有很大的困难？

王清峰：事实上我们现在检察总长，过去大家也非常地重视这个检察总长的身分，希望能够确保他中立，独立地来办案。所以现在我们检察总长是要提名经过立法院同意的，反而我是不需要的。就是大家的期许是这样子的。我相信每个人的理念，也是希望能够这样做。我们今天是一个民主法制，我们必须尊重国民所制定的法律，我们的作为必须符合“国民”的期待，公平、合理、合法，这个是每一个人都要求的。你一旦有偏袒的话，那就乱了。这个社会就乱了。那你这个司法体系就不受尊敬了，也不受尊重了。那么纳税人去纳这个税，我们拿这个薪水也就很不安的。所以我个人一定是要确保中立，大家公平、合法、合理地来做事。

上月底，马英九执政刚满一百天，检视百日施政，台湾上下褒贬不一。总的来说，台湾经济的现状，很多经济问题都是前任陈水扁留下来的，马英九上任不过百天，短期内难以改变；而且，台湾经济的体量不大，很难承受国际经济的冲击，在美国次贷危机带动全球经济低迷不振的大背景下，台湾不可能独善其身。而马英九在处理在两岸关系、对外关系上，基本上是友好的。在对内的经济建设，繁重的任务才刚刚开始。

阮次山：从你上任以来，从你执行你的理想跟现状有很多不理想的地方，有没有来自这方面的压力？

王清峰：我到目前为止没有，真的。或许人家会觉得说跟我讲也没用，以前我担任监察委员的时候，也没有人来跟我说。我相信是因为大家知道跟这个人说没有用，我们做事情就是要秉公处理。我们是一个法制，大家都要守法，大家都要遵守法律，不管你是办行政或者是办刑事或者是办民审，大家都要依法来处理，而且要很公平地来处理的。这是每一个法制，大家共同的期待。如果我们稍微有一点偏了，那人民就不再信任你了，他会觉得我来缴税是冤枉的，我最终希望、我最大的期待是、我在这里服务、我在这里工作，那老百姓会觉得物超所值，他没有白付我这个薪水。

阮次山：那到目前为止，横向的关系，你跟检察总长、跟调查局局长这些横向的这些，他们跟你配合的程度怎么样？

王清峰：老实说，我觉得这两个月，我好像过了一个世纪一样。因为实在是太忙碌了。老实说我过去也是在民间，过去也经常从事社会运动，我们的速度会比较快一点，那我们的思维都比较能够跟时代的脉动、社会脉动，敏感度比较高一点。可是在这个公务体系，基本上比较慢一点。那么这个思维经常也是被既有的框给框住了。所以有的时候我的同仁之间，可能速度会跟不上我的速度。我们能够快速地处理，就要快速地来处理，对外界的反应，敏感度要高一点，要能够及时地响应这个社会的需求，响应老百姓的期待，所以要快。不然的话，我们拿了这份薪水，就很心不安的。

阮次山：我们现在也知道，我们的立法委员长久以来对政府的质询或者是监督不是那么客气，在这种情况之下，你面临这些立法员他们说，甚至于有关，我想可能最多的是政工司的业务，有人来官说、有人来干预，政治概念非常多，在这方面你的应付的方法？

王清峰：我不敢说应付，我保持的态度是我尊重，委员的意见我聆听，我听了以后，我应该检讨改进的，我检讨改进，我认为委员的意见是不合法或是不妥当的，我会很诚意的跟他沟通，我这人不会跟他硬碰硬，我不会。我会用很谦卑的态度。

阮次山：因为你是女士，他们是不是客气一点？还是你的态度上会客气一点？

王清峰：我想可能我女士也有关系，可能我的态度比较柔软也有关系。因为我们都是在为这个社会，为这个做事的，所以总是可以沟通的我们尽量沟通。我不是一个咄咄逼人、或是得理不饶人、或者是喜欢跟人家对抗的人，我是用最谦卑的态度、最客气的态度来沟通，我尽量这样做。我跟我的同仁也是这样说的。立法委员他们要选得上，也是要费很多的功夫，他们也背负着民意的压力，我们要尊重他们，面子也要给。但是里子上面我们要看是不是合法，这是第一个考虑。

第二个合法我们看合不合理，再来我们考虑合不合情。像我们监狱的介护，如果立法委员经常要去说，我要特别接见，有时候会给我们的监守带来一些困扰，因为我们介护人力严重的不足，因为人犯一直在增加，实在是都非常的辛苦，有时候也是需要立法委员的体谅。也有可能我已经触怒了人家，得罪了人家而是自己不了解的，但是我是用最诚恳的态度，来面对这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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