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奥委会主席 科林·莫尼翰 1955年生于英国。70年代，就读英国牛津大学。在校期间曾参加校际赛艇比赛，对抗剑桥大学，并获得胜利。除此以外，莫尼翰还在牛津大学爵士乐队担任首位钢琴师，可说是多才多艺。
大学毕业后，莫尼翰曾代表英国队出赛1980年在莫斯科举行的奥运会，获男子八人单桨赛艇银牌。1983年，莫尼翰投身于英国政界，成为保守党成员。1987年至1990年，出任撒切尔夫人执政时期的体育大臣。莫尼翰把大半生精力都灌注在体育事业上，最终于2005年，击败英国奥运跨栏冠军戴维。赫梅瑞，成为英国奥委会主席，并筹办2012年伦敦奥运。
阮次山：北京奥运的声音已曲终人散，您开心吗？
科林·莫尼翰：我极力反对杯葛奥运的观点。记得1980年，我当时还是准备参加莫斯科奥运划艇比赛的一名年轻队员，我的政府号召我们不要参加，我记得很清楚，当时我感觉政府的做法是错误的。因为政府仅仅叫运动员来表态反对苏联侵略阿富汗，但同时你却可以在伦敦的街头购买俄罗斯航空的机票，或到列宁格勒度假旅游，贸易也未中断，外交仍在继续，并且莫斯科大芭蕾巡回演出也在世界各地上演。但那些政客们却叫运动员去放弃他们事业中最重要的机会以显示一个政治主张，这是不对的。
所以对这次北京奥运会的杯葛的做法是错误的，同样，如果因为一些国家反对英国政府而呼吁抵制伦敦奥运会那也是错误的。奥运会是为运动员而设的，政治家们首先要解决的事情应是政治议题。当然，如果运动员由于他们自己的政治考虑而不参加奥运，这也是他们的自由。我很高兴的见到我们的313位运动员都选择了参加。
阮次山：我们很幸运能请到像您这样的英国奥组委的高层官员。20多年前，即1980年，您获得了划艇的一块奖牌，从您的经历来看，您当年竞赛时和登上颁奖台时的感受是怎样的？
科林·莫尼翰：我曾在莫斯科和洛杉矶两届奥运会上角逐。后来又在撒切尔的政府担当体育部长，这都是我无限的荣誉和幸运。现在我又有幸作为英国奥委会的主席来参与奥运会，但这三项身份我最喜爱的是哪项呢？毫无疑问是运动员。我还清晰记得当年在比赛前，我独自呆在奥运村的房间里不断的思考我的比赛计划，不停的在想我要如何应赛。
由于当时思前度后，所以现在还记忆犹新，这段记忆对我产生了终生的影响。当然还有那比赛的场景，和获奖时的欢喜，还有那块我将终生看重的奖牌。那种经历对我而言，是难以置信的，那也是我今天坐在这里的原因。它并不是因为英国奥委会，也不是因为我本人，而是因为我一直尝试将那份奇妙的感觉与年轻的下一代共同分享。
令奥运不同于世界锦标赛的另外一种感受是各项夏季运动的所有运动员都聚集在奥运村里，大家可以一起喝茶，吃午饭或早餐，你可以见到各种运动的大牌名星。这对于男性和女性运动员来说是一种很特别的经验，所以那份情感的记忆尤其深刻，我知道许多英国运动员在离开北京后会有同样的感受。我希望我们也会赢取很好的奖牌，这是难得的机会。我们作为运动委员会的管理者，就是为我们所代表的男女运动员们服务的。
阮次山：您目前的政治生涯有没有从过去自己的运动生涯里和其它的角色里获得一些益处？
科林·莫尼翰：这个问题问得很好，我有时被问及人们可以从体育中获得何种受益，并可带到生意、政治或其它的人生领域。我认为你特别在团队项目中，甚至个人运动与教练的合作中学习到纪律，你也学到如何面对胜利与失败。这两点都是非常重要的，无论是从政或从商，你都需要掌握。也正是这种教育和本领能让你受益，知道如何与得意和失落的人打交道。
运动中赢和输是有极度差别的，如果你学会了对这两种大起大落时刻的处理，你将终生受益。所以你可以从中学到纪律、情绪的控制，刻苦训练的重要，以及为金牌而全力以赴的决心。这些对以后的生活都是有用的，体育是很有用的教育工具。
阮次山：当您与别人竞赛时，难免会有紧张和压力。那这些紧张的经验在后来您从政期间有没有帮助？
科林·莫尼翰：是的，体育教会了我要赢就一定要投入，付出百分百的注意力。这三项质量也正是生活中所必需的：全部的投入、付出的决心和绝对的注意力。另外还有对胜利和失败的理解及与失败者的交往，支持他们并从中学习。无论从商、从政，或从事艺术还是其它事情，所有上述的质量都是很有帮助的。
我们不会总是正确的，事实上我们经常会弄错，不管是运动员还是一般人。但这是我们很好的学习过程，从中学会尊重不同政治观点，不同种族，不同宗教的其它人，这对于实现这样的目标是非常有用的。换言之，他们的人生目标不一定要在奥运会上夺牌，但他们的精神可以追随奥运的理想。
没错，奖牌其实不如奥运的价值观重要。其价值观正是建立在尊重他人，享受与人竞争及理解运动即人生的纪律锻炼的基础之上的。这些都是重要的奥运价值，尊重他人和所有人就是一个非常宝贵的价值。你可以从家庭开始做起，甚至足不出户也可以做到，因此你在电视上观看奥运比赛时，你可以将学到的应用到自己生活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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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李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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