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的利比亚：经济未改善但生活有希望

记者：那些房子以前是战士们住的地方，是吧？

拉马丹：是的，人们向那里开火，然后把一切都付之一炬了，那个地方是坦克库，停军车的地方，军营里也有一些历史遗迹。

记者：那不是很危险吗？

拉马丹：没有被破坏，大家都知道这些历史遗迹，不会去破坏的。

记者：这里有没有遭到北约，或其他国际武装力量的轰炸？

拉马丹：没有，没有过，北约没有来，是战斗开始后一个月，北约才来的，那时候利比亚东边都解放了，这里我们都是靠自己完成的。

卢琛：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紧密合作的蓝盾组织，在利比亚战后的评估过程当中，证实昔兰尼在战争中没有受到重大破坏，但有多家国际媒体报道，在利比亚邻国埃及、突尼斯、阿尔及利亚的文物市场上，战后都出现了为数不少，来自昔兰尼的珍贵文物，这些国家财产在冲突前没能受到政权的保护，在冲突中更是首当其冲沦为牺牲品，而这样的牺牲，当然也会被许多人视为战争的合理代价，尤其是这场战争被形容为，是一场推翻独裁者的革命。

解说：奔驰在北非国家利比亚北部，唯一的一条高速公路上，我们从东部向西部进发，由于靠近地中海的关系，利比亚国土中仅有的10%适合人类居住的土地，基本都集中在北部，我们到访的时间正逢2月中，黑夜里的气温有时会低到摄氏三四度，但到了中午时分，气温会升到摄氏30度。

阿兹丁·阿莱姆：在1959年和1960年之间，利比亚发现了石油，六十年代中旬开始进行出口，按照常理当时的道路走下去应该实现幸福、繁荣与发展，但是并没有，社会方面的情况也是不容乐观，社会腐败、人民落后、文化匮乏，从而导致了革命。

解说：这是在2011年利比亚内战结束后，利比亚政府披露的照片，记录的是1969年，“九一”政变前后卡扎菲的生活，年轻的卡扎菲脸上的表情自然真诚，当时他是一名军官，吸引了不少同道中人。

记者：这辆大众甲壳虫是用来做什么的？有什么特殊意义吗？

女：这是卡扎菲上校发动革命时用的车，他和他的追随者们就是用这辆车，推动了革命的进程。

记者：当时他亲自开车吗？还是另外一位司机？

女：是上校亲自开车，这辆车在1969年9月1日的，“九一革命”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卡扎菲上校开着这辆车，发动的“九一革命”。

解说：九一革命，在利比亚是家喻户晓的革命事迹，那场被称为革命的政变，曾经改写了利比亚半个多世纪来的命运。

阿兹丁·阿莱姆：革命是1969年9月开始的，当时没有面向群众，但是却得到了人民的拥护，完全突然的击败了皇室力量，突发因素是革命成功的重要条件，没有发生暴力冲突和屠杀，不像法国革命那样进行杀戮，也不具有什么恐怖主义色彩，利比亚革命指挥者就是本着保护自己国民的鲜血这个出发点，所以利比亚革命的特色，它本身就是一个白色的革命。

解说：卡扎菲对这场政变的控制，初次展现了他对革命的独特理解，九一革命后，卡扎菲开始用他独有的方式来治理利比亚，从而让日后的利比亚成为了一个在阿拉伯世界独树一帜的国家。

卡扎菲：当然，所有这些是革命的成果，革命的作用，伊斯兰教是一个宗教信仰，时代包含现实生活，所以我们不能无视时代的特征，不能以伊斯兰教为借口，来抵制世上的服装或生活方式，因为我们生活的时代是实实在在的，所以反对它的人就是落后，另一方面落后的人，不了解伊斯兰教的真谛，伊斯兰教是务实的宗教。

解说：对于常年生活在黄沙中的阿拉伯人来说，绿色意味着生命之源，21年前卡扎菲辞去了总统和一切行政职务后，在沙漠的帐篷中进行冥想，结果一个大胆的类似“乌托邦”的绿色设想逐渐形成，他后来把这些想法总结到《绿皮书》中。

女：这就是卡扎菲上校撰写的《绿皮书》，内容覆盖了民主、经济、社会，及民生等各个方面的内容。

解说：在利比亚，这3本《绿皮书》就像当年中国的《毛泽东语录》一样，曾经是利比亚人手一本的“绿宝书”，绿色在利比亚人心中象征着希望和生命，他们的国旗完全由绿色充填，国徽也以绿色为核心，在的黎波里的街道两旁，建筑物的门窗也不多被漆成深浅不一的绿色，卡扎菲更在《绿皮书》中提出，把沙漠变成绿洲的奋斗理想，鼓励他的人民“只有自力更生，利比亚的前途才能一片光明”。

阮次山：许多西方媒体认为，您的《绿皮书》思想，是中国的毛泽东的思想，您同意这一阐述吗？

卡扎菲：总体而言，这些都是对消减剥削、消减强权，赋予人民自由而进行的尝试。

解说：而利比亚民众对自由的理解显然与卡扎菲的想法有很大分歧，明天带您前往2011年，利比亚内战叛军大本营班加西，看看这个桀骜不驯的城市，如何在战后寻找自己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