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语文：叶圣陶编辑课文 追赶时代脚步却疲惫不堪

2012年02月25日 11:46
来源：凤凰网专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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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晓楠：1950年12月10日，北京东总部胡同10号院热闹非常，门口一块仍民教育出版社牌子，更是相当引人注目，因为这是毛泽东亲笔题写的。这一天是人民教育出版社的成立大会，很多领导都亲自到场，叶圣陶更是早早的就迎候在门口。

从这一天开始，已经身居出版总署副署长的叶圣陶又多了一个新的职务，那就是人民教育出版社的社长。

解说：1949年9月，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北京召开，在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中，对教育的要求是，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为了完成这一历史性的转变，一个专门负责统一出版教科书的人民教育出版社应运而生。

顾振彪：毛主席呢就说，就是给人民教育出版社提了社名，人民出版社他都没题，人民出版社五个字啊，是把人民教育出版社把教育两个字去掉，然后他们挂过去的，这个说明对人民教育出版社的重视，当时就是说也是中央下的指示，就是说全国要用统一的教科书。

商金林：就是中央政府就是当时要统一的，方方面面要统一，那教育当然要统一，所以可能是这两个主体，一个旧的不能用了，一个新的时代，一个划一个时代了。第二个是中国是统一的，不能各行其事，要体现新中国党的教育思想教育理念。

解说：作为新中国统编课本的人民教育出版社的社长，叶圣陶深感肩上的责任之大，但同时也真切地感受到了新中国的魄力。为了新中国的孩子们，他责无旁贷。

冯斌：开始叶老兴致勃勃地终于迎来了他进入政界，进入国家出版界，这样第一次大显身手的一个时候。

商金林：他这个人他确确实实对工作是勤勤恳恳的，他确实是这方面的行家，可能就是说，比如说我们不可想，比如说那时候要是不是叶圣陶当人教社的社长，不是叶圣陶当这个总编辑，可能其他人真的也取代不了。

解说：1951年，叶圣陶开始系统地修正新中国第一套语文课本，按照叶圣陶的要求，几乎所有要进入课本的文章，他都要逐字逐句地审阅修改。法国作家都德的《最后一课》是叶圣陶早在开明书店时期就收入过课本的文章，但要放入新中国的课本里，他还是重新修改了一遍。

刘国正（原人民教育出版社编审）：他要改这篇课文要怎么改呢？找主要编辑来，找一个精通法文的人来，还得找一个对北京话熟悉的人来，他是苏州人了，大家改一句啊就得先由懂法文的看看，这个版本翻译得忠实不忠实，要怎么改，然后再叫那个懂北京话的人来看一看，看看是符合不符合说话的这个习惯。

顾振彪：一大帮子人在一块儿讨论，读一句讨论一句，认为怎么翻译好，这个句子应该怎么定，大家充分发表意见，最后由叶老一锤定音，由他定这一句怎么讲，怎么翻译，就这么逐字逐句地翻译，这么一篇课文，一篇短篇小说，要推敲一个礼拜。

解说：对于人教社编出的课本，叶圣陶有一个要求，就是编辑必须带着课本到学校里读给学生们听，然后跟老师一起上课，听取他们的意见，做进一步的改正，而他自己更是守在人教社里，逐篇修改课本。

刘国正：他是教育部的副部长，但是经常到出版社来上班大概间一天来一次吧，就是八点钟上班，一定是八点以前到，我们选了课文给他看，他一篇课文要提出几十条意见来。

解说：北京东四八条是叶圣陶的故居，建国之初的那段时间里，他就是在这个小院子里，一遍遍地修改着那些看似浅显的语文课本。

叶小沫：家里头就是一天到晚看他，趴在桌子上干事情，还有比如说我小时候发了课本，我会包得很好，当时用牛皮纸把它包好，你什么时候包好了以后，拿去请他在那课本上写上语文，然后一年级一班叶小沫，他都给你写，什么时候拿去，他都会提起毛笔来帮你写，因为他写的字很好看，我们那时候歪歪扭扭的，所以我每次包完课本都请他帮我写。

解说：成长在50年代的学生们，对他们的语文课本有着一种特殊的感情，在他们的回忆里，那些深深印在他们脑海里的课文，像新生的共和国一样，虽然稚嫩但是纯真热情。

叶小沫：公园里的花开了，有黄的，有红的，然后小平跟姐姐去看花，小平想摘花，姐姐说不要摘，不要摘，花是大家的，要给大家看，这些都还记得。

商金林：也许对我那个年代，比如说朱德的《回忆我的母亲》，鲁迅的《药》，他究竟写的是什么，关于革命者与那个被革命者，《故乡》写的是什么东西，鲁迅的《故乡》，叶圣陶《多收了三五斗》写的是什么东西，这个印象特别深。它好像对于我来说就是说它使我想起的不仅是一篇课文，好像是那么一个时代。

解说：在那个火红的年代里，参加少先队、共青团是很多孩子梦寐以求的事情，那种集体带来的巨大光荣和幸福，笼罩着这些新中国的花朵们，他们坚信自己就是共产主义的接班人，时刻准备着为这个国家贡献青春。

张人凤：在1952年正好我上初中，那么那个时候的政治思想工作呢，就是大概是一个是共青团活动发展得比较快，一个是学习苏联，那个时候是个热潮，不得了，全校的各个教室，有一次全校的各个教室，分门别类布置苏联的图片，让大家去看，那么有的学生呢做讲解员，讲解苏联老大哥。

解说：1950年代初期，友好的社会主义苏联被新中国亲切地称为老大哥，是当时各行业奋斗学习的榜样，语文也不例外。在当时语文教科书少量的外国文学作品中，苏联文学占据了绝大部分内容。不仅如此，在语文的教学方法上，也向苏联看齐。

1953年5月的一天，北师大附中的一堂语文教学观摩课上，来了一位叫做普希金的苏联教育专家，在听完《红领巾》这堂歌颂苏联少先队员的语文课之后，普希金尖锐地批评了当时讲解式的教学方法，并提出了自己的意见，这就是着名的《红领巾》教学法。此后的几十年间，这种教学方法大行其道，几乎所有的语文课，都开始按照段落大意，中心思想之类的套路进行教学。

顾振彪：就在《人民教育》杂志上面宣传，等于就是说向全国推行，因为当时期望的也是一切都是学的苏联，好像苏联的都是好的，所以这个《红领巾》教学法就推广得很快，大家都纷纷模仿。

秦兆基：是政府推行的，就是用这个作为考绩的一个标准，用不用这个教学法那是一个态度问题，那说明是立场问题。

解说：学苏联，学志愿军，学工学农，不断变换的政治风潮，对当时满腔热情的孩子们来说，也许还是一件新鲜事，但对于课本编辑者来说，时代的脚步却让他们追赶得疲惫不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