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谈“忠于毛主席”：你应该忠于他的什么

2012年02月14日 09:37
来源：凤凰网专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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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内容：胡德华（胡耀邦之子）：恢复党的实事求是是一个过程，而并不是像有些人理解的这么简单，好像发了一个《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就思想解放了不是这样的，它是一个过程。那么它为什么呢，就是说在平反大量冤假错案的时候，都是碰到很多都是毛主席，就是毛主席同意的，比如说“打倒彭罗陆杨”，比如说“打倒刘邓”，比如说“61人叛徒集团”，比如说陶铸、彭德怀，你凡是碰到这些事的时候，都最后归结到，最后跟毛主席那边有关。

凤凰卫视2月13日《凤凰大视野》，以下为文字实录：

杨继绳：1986年，自由化，所谓自由化比较严重，后来危及共产党的领导，所以最高层包括一些老同志他们就很反感，因为胡耀邦对知识分子比较手软，对知识分子比较好，对自由化镇压不力，所以1986年12月份开他的生活会，就批评他嘛，就1987年1月15号开生活会，胡耀邦宣布辞职嘛。

解说：中共中央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座谈会，纪念胡耀邦同志诞辰90周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出席座谈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曾庆红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

2005年11月20日，胡耀邦诞辰90周年，这是继胡耀邦1989年去世之后，中共中央第一次高调纪念这位前中共高层领导人。

杨继绳：胡一直是从改革开放以来，他干了两件大事，一个是真理标准讨论，对思想解放起了很大的作用，第二个事就是解放干部，平反冤假错案。

胡德华（胡耀邦之子）：恢复党的实事求是是一个过程，而并不是像有些人理解的这么简单，好像发了一个《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就思想解放了不是这样的，它是一个过程。那么它为什么呢，就是说在平反大量冤假错案的时候，都是碰到很多都是毛主席，就是毛主席同意的，比如说“打倒彭罗陆杨”，比如说“打倒刘邓”，比如说“61人叛徒集团”，比如说陶铸、彭德怀，你凡是碰到这些事的时候，都最后归结到，最后跟毛主席那边有关。

那么在这个时候究竟是以，我们是以事实是的观点来解决这些案子问题，还是以谁批过来解决问题，其实我爸在没参加工作的时候，他就帮助人弄这些玩意儿，就是说所有的东西，就是凡是弄弄弄就卡在这儿了，所以就说我们到底应该以什么来衡量。

他很早就跟我讲了，他说你忠于毛主席你忠于他什么，他说你终于他个人，还是忠于他说的话，他说我认为还是应该忠于他的学说，而不是哪一句话哪一个人，他说要忠于他的学说。

解说：在整个改革开放的进程中，胡耀邦一直被认为是披坚执锐，冲锋在前，从支持包产到户到关切特区建设，再推动党内民主，反对终身制反特权，他用自己坦荡的胸怀和火一样的热情彰显了改革者的无私和无畏。

杨继绳：胡耀邦他比较开明有关系，胡耀邦总想不能老这么管着，总得改革开放慢慢放，当然胡耀邦也有点民主思想，有一点可能是，但是上面不喜欢他这样的，赵紫阳不一样，他在最早就提出来就是政治上反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他喊得比较响，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经济上反左，就是搞商品经济，他是这个思想。

解说：一年前“价格闯关”失败的阴影和经济“治理整顿”的强硬力度，让1989年的中国经济增长速度降到了1978年以来的最低点，银根紧缩，消费降温，工厂开工不足，乡镇企业大面积倒闭，失业人员增加，资金流通不畅，而一场前所未有的社会动荡，更让12年改革积累出来的变革形象和成长锐气遭到空前的挫折。

杨继绳：1989年7月份，我到天津开发区采访，天津开发区塘沽嘛，一个宾馆，整个宾馆就我们两个人，我带着一个年轻记者去，整个宾馆就我们两个人住，吃饭就我们两个人吃饭，全部外商都走了，加上外国制裁等各种因素，内外交困，经济上遇到很大的困难，改革开放面临夭折的危险，这时邓小平来说，他应该是心里应该是比较不太舒服的。他必须挽回他这个形象，必须把改革开放重新推进，而且他什么也不是，就是个普通党员。

解说：1989年秋天，邓小平提出辞去党内外一切职务。

邓小平：一句话，感谢同志们的理解和支持，全会接受了我退休的请求，衷心地感谢全会，衷心地感谢同志们。

吴小莉：1989年的这个秋天，还有一件大事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那就是作为东西两大阵营交锋的最前沿的柏林墙一夜之间轰然倒塌，更产生了一连串“骨牌”效应。导致了苏联和东欧地区的政局持续“恶化”使得意识形态的争论在当时的中国变得非常敏感。

不少人担心私营企业的膨胀发展，最终造成社会主义中国的“变色”，那些针对改革政策的质疑指责从四面八方射来，《人民日报》原评论部主任编辑马立诚和资深记者凌志军，在《交锋》一书当中记录说，“那些密集的连珠炮似的批评文章满天飞，这是“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十分罕见的现象”，而事实上，这样的争论和交锋正是从那个时候起就埋了伏笔。

杨继绳：当时中国面临几个有几股，有四股政治力量，第一股力量就是毛泽东，还是坚持毛泽东晚年的一些思想路线，就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就是“文革”那套路线，后来“两个凡事”作为一种比较好的表达，这个力量随着粉碎“四人帮”以后就大大地削弱了。

第二个力量就是政治上还是保持原来的状态，经济上松动一点，计划经济作为一种体制它不变，但是加上了一些市场的调节手段。第三种力量就是政治上还是不变，经济上更放开一些，不一定要坚持计划经济，可以搞商品经济，甚至市场经济，这个力量是以邓小平为代表的。

第四股政治力量就是，政治上搞民主化，经济上搞市场化，这当时在当时来说没有合法地位，没有话语权，真正势力比较强的就两个，一个是坚持政治上他们，政治上一致的都是不变，一个是搞计划经济，一个是搞市场经济，政治上高度一致的情况下，在经济上走什么路，完成了一系列的博弈。

解说：在不同观念的交锋碰撞中，政治和经济上的不安定因素不断地集聚发酵，改革的风险日渐加剧，在对未来走向的探索中，激进的思路渐渐退潮，一种渐变式的改革理念成为新的主流。1989年邓小平提出，“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此后“稳定”成为一个频繁出现的名词，《人民日报》在1990年的元旦社论中写道，“只要保持稳定，即使是平平稳稳地发展几十年，中国也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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