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兰西戏剧院《无病呻吟》 继承剧作家莫里哀精神

2011年12月26日 17:13
来源：凤凰网专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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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瑛琦：根据记载，从1680年，也就是刚刚成立的时候，到1978年年底，法兰西戏剧院一共上演莫里哀的剧作29664场，这个数字在所有的剧作家里面是位列第一的，拉辛和高乃依分别列位第二和第三位，但是从从数量来说，却跟第一名相去甚远，他们的剧作被演出的次数，仅仅是莫里哀的一半，分别是8669场和7019场。毫无疑问，观众的反应，上座率等等，决定着剧目上演的次数，那么，莫里哀的戏剧，为什么能够跨越3个世纪，一直受到观众的喜爱呢？与《伪君子》和《吝啬鬼》比起来，《无病呻吟》似乎并不是莫里哀最有名的作品，毕竟，前两部作品的主人公，答尔丢夫和阿巴贡，早已经是众所周知的伪君子和吝啬鬼的代名词了。

那法兰西戏剧院首次来华，为什么又挑选了《无病呻吟》呢？一起来看看。

解说：《无病呻吟》的故事是这样的阿尔冈是个明明身体很健康，却天天怀疑自己已经病入膏肓的人，皮尔贡等一票庸医，利用阿尔冈的疑心病和无知，胡乱诊断，他们的目的只是骗取钱财，阿尔冈的第二任妻子贝丽娜，表面上很爱他，实际上关心的只是阿尔冈的财产，阿尔冈的大女儿昂热丽克与克莱安特坠入爱河，阿尔冈却为了自己要把她嫁给一个医生，继母更是想把她送进修道院，阿尔冈的女仆图瓦内特，虽然有些粗鲁，却聪明、善良，在她的努力下，庸医被赶走，贝丽娜被戳穿，相爱的年轻人终于在一起。

虽然有多条线索，但莫里哀在《无病呻吟》中，着重讽刺的还是那些庸医，在这部作品中，莫里哀对庸医的憎恶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甚至到了不相信医学的地步。

杰哈德·吉胡冬（阿尔冈的扮演者）：在他的好几部作品中，他都向医学发起挑战，他很讨厌医生，因为每当他的亲人去世的时候，医生都束手无策，他自己也一样，他的病谁也不能帮他医治好，他就是要表达当时现实的这些问题。

解说：在莫里哀所处的时代，医学极其落后，莫里哀自小体弱多病，经常要看医生，深感医学的落后，深感那些医生的不学无术和自私自利，可以说《无病呻吟》对庸医的讽刺，对医学的怀疑，是当时社会现状的反映。

社会现实问题就是莫里哀关心的问题，他的作品触及当时社会的许多方面，等级关系、妇女地位、爱情、婚姻、家庭、教育、教会的伪善等等，有人说，莫里哀的喜剧，是比巴尔扎克还要早两百年的“人间喜剧”，伏尔泰则称他为“描绘法兰西的画家”。

1664年5月12日，在凡尔赛宫游园会中，莫里哀为路易十四演出了新作《伪君子》，主人公答尔丢夫是一个伪装圣洁的教会骗子，他图谋勾引商人奥尔恭的妻子，并夺取其家财，最后真相败露，锒铛入狱。

尽管只演出了前3幕，却已经触怒了路易十四的母亲，巴黎大主教和最高法院院长，《伪君子》影射的是“圣体会”成员的伪善和罪恶，而“圣体会”则是以皇太后为首的一个组织，这就是莫里哀戏剧的现实性，有人甚至认为《伪君子》，是莫里哀和路易十四的“共谋”，这当然只是猜想，不过，路易十四迫于压力，禁演了《伪君子》的同时，也提高了莫里哀的年薪。一个戏剧作品，能够流传数百年而不褪色，只有彼时彼地的现实意义是不够的，莫里哀的喜剧，还具有超越时间和空间限制的，普世意义和典型性。

缪利埃尔·马耶特：莫里哀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表现的不仅仅是法国人，而是人，不论习俗的不同，教育的高低，全世界的人都是一样的。

解说：《无病呻吟》的主人公阿尔冈，也不是只“生活”在17世纪的法国。

缪利埃尔·马耶特：我们的主人公阿尔冈，你在地球任何地方都能找到他，北京的“阿尔冈”，只是吃的东西不同，说的语言不同，但是都跟巴黎的“阿尔冈”一样，偏执狂想，疑病多虑，他们都一样渴望人们关怀他们，照顾他们，让人给弄个汤，洗个澡就很高兴了，这就是无病呻吟。

解说：这种跨越时空的典型性，让我们总能从莫里哀的喜剧中，看到我们熟悉的人，听到熟悉的话，阿尔冈说，皮尔贡先生，让我每天早晨在房间里散散步，要走12个来回，可我忘了，到底他要我竖着走还是横着走，无知的人，过分小心的人，疑神疑鬼的人都可能这么问，更不要说阿尔冈这种无病呻吟的人。医生迪亚富瓦吕说道，说起我们当大夫的，还是接近一般大众更为适宜，一般大众好对付，因为你对任何人，都用不着负行为上的责任，只要你照行医的惯例行事就行，一切可能发生的后果都用不着你操心，这句台词放在当下，已不单单是庸医的问题。阿尔冈的哥哥贝拉尔德给他出主意，要想治好病，干脆自己去当医生，阿尔冈对自己的能力表示怀疑，贝拉尔德说，有了那件袍子和那顶帽子，你就大胆谈你的吧，空话也成了学问，谬论也成了道理，道貌岸然，夸夸其谈，这样的人你没遇到过，那才是怪事。

缪利埃尔·马耶特：莫里哀就是这样把人的丑态搬家上舞台，人们会觉得很好笑，因为这些都是缺点，我们每个人都会或多或少地有一些，我们边笑边说这不是我那不是我，但也都知道这些就是关于我们的。

解说：莫里哀把他对事物的想法，看法，都融进了笑声当中，喜剧就是他用来记录“醒世恒言”的，莫里哀认为和悲剧比起来，喜剧更能纠正人的恶习，因为人们宁可受斥责，也不愿意受嘲弄。

但同时，他也深深地体会到，写喜剧要比写悲剧难得多，他说，描写英雄可以随作者的方便，那是随心所欲画出来的肖像，是不是逼真，大家并不在意，但是，如果你描写的是普通人，那就必须按照真人来描写，而且要尽量做到逼真。总之，在那些严肃的戏剧里，只要写的东西是合情合理的，而且写得美，就不至于挨批评，但是在喜剧里，除了真实还要加上诙谐，在这段很有名的言论最后，莫里哀慨叹，要把“正人君子”逗得发笑，并不是件轻而易举的事情。

莫里哀自己选了一件更难的事情做，而歌德赞赏他，戏写得那样聪明，没人有胆量模仿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