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佐洱《我亲历的香港回归谈判》首发 揭香港回归内幕

2012年09月20日 22:11
来源：凤凰卫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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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佐洱先生女儿陈曦、陈晴女士向陈佐洱献上鲜花

交手“经济仗”，赢回特区厚家底

回归前与英方在谈判桌前数次“交手”的陈佐洱在书中透露，最艰难也最关键的是“经济战”。

上世纪90年代初，港英政府推出“玫瑰园计划”，预计花费1247亿到2000亿港币，也就是说几乎花光港府当时所有的财政储备，并大规模举债来建设10个机场、港口的项目。这样的结果会使香港回归之后，特区政府的财政储备只剩下50亿港币。在陈佐洱看来，所谓“玫瑰园”对于未来的香港特区而言，可能是一支扎手的玫瑰，这样做，英方在“走人”之后，留给香港的只能是一个穷壳子、烂摊子。当时的中方谈判专家组经过谨慎研究后也证实了这一点。

当时围绕“玫瑰园计划”中最为关键的香港新机场建设，中方提出了三条谈判原则：第一，中方认为香港的确需要一个新机场；第二，新机场的建设必须符合成本效益；第三，新机场要为未来的香港特别行政区带来福祉。

起初，英方拒绝中方介入香港新机场建设。中方随即表示，如果英方选择抛开中方“单干”，那么，整个工程的支付以及相关债务，1997年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香港特别行政区概不负责。这一明确表态让英国人重新回到谈判桌前。

1991年9月，中英两国政府首脑签署了关于香港新机场建设及有关问题的谅解备忘录。港英政府修订了新机场的建设计划，英方承诺，将最初预留给特区政府的50亿财政储备，提高到250亿港币。正是因为中方打赢了这场“经济战”，才为特区政府攒下了足够厚实的“家底”，在1998年的经济危机中得以全身而退。

是非待评论，“车毁人亡”透内情

虽然在谈判桌前的 “经济战”赢得漂亮，但身在其中的陈佐洱曾承受了巨大的压力，也曾饱受非议。很多香港市民熟悉陈佐洱这个名字，就是源于当年的一场“车毁人亡论”的风波。许多年后，再次忆及此事，陈佐洱仍然感慨良多。

1992年，彭定康到任香港总督之后，提出要大幅提高福利。1995年11月，中英财政专家小组第5次会议召开前夕，香港社会福利署署长在一个公开场合发表演讲说，“香港社会福利在近5年以来，每年都在以27%的速度增长，我们还要用这个速度再增长五年，达到世界一流水平”。这些话引起了陈佐洱的警惕。他认为，港英政府的这一说法犯了两个错误。第一，英方的管制到1997年6月30号为止，可是这个社会福利计划，是到2000年，它本无权为未来的特区做任何规划，更没在中英联合联络小组里商量过。第二，当时香港GDP增幅只有5%，要支撑27%的社会福利增长不仅难度大，且一旦遭遇金融危机，后果不堪设想。

时至今日，陈佐洱仍然坚持这一观点，他说，彭定康在英国做过保守党主席，在国内一直反对实行高福利，到了香港却一反常态，这不过是拿香港人的钱来收买人心，走后把一切抛给特区政府收场。

所以陈佐洱在第5次专家小组会议上提出，希望英方坚持审慎理财的原则。当时他说：“中方主张香港社会福利要不断提高，而且在基本法里面有明确规定，1997年以后也是有保障的。但是像这样用比GDP高5倍的速度来增长社会福利，而且要连续10年，就好比在一条崎岖的山路上，开一部高速的赛车。如果再这样下去，用不了多少年，可能会车毁人亡，而这个车的司机就是港督彭定康。”

但此话被彭定康“掉包”说成中方说提高福利就要车毁人亡；还说陈佐洱讲在崎岖的山路上有一部高速的赛车，而这个赛车的司机就是香港人。第二天，“车祸人亡”的字眼就遍布香港媒体，许多香港市民也对陈佐洱的这番话多加指责。陈佐洱回忆，当时他的夫人上街都会被指指点点，他所承受的巨大压力可想而知了。

回想此事，陈佐洱再次强调，尽管他的原话是被彭定康偷换概念，但并不后悔自己当初的那番表态，他认为，正是当时中方及时制止了港英政府的这一做法，才为后来的特区政府守住了一笔足以在金融海啸中救命的钱。同时，在那场风波中，不少香港人也给予了他宝贵的支持。

比如，1995年他从北京乘飞机回香港，一个坐在后排的香港同胞站了起来说，你是陈代表吗？你这车毁人亡论说得好啊，我们支持你。又一次他在香港乘出租车，的士司机从后视镜里认出他，说，陈代表你那番话说得好，他们英国人走以前就是想把钱都花完，你要替我们看住这笔数啊。陈佐洱下车的时候，司机还执意不收他的车费，陈最终坚持付了车费，并为这位的士司机签名留念。

驻军人数 “509”，无心插柳却成真

除了“经济战”，回归前中英双方关于交接谈判的重中之重就是防务交接。

关于先头部队何时进入，以何种形式进入，进驻哪些军营，携带何种武器以及先头部队的人数，诸多问题都成为中英双方谈判的焦点。陈佐洱告诉英方，凡是跨越1997的事情，都要双方商量着办。中国军队先头部队必须提前开进香港，以防止交接大典进行时防务真空；而最后一批英军也只能在交接之后的7月1日凌晨才能离开。陈告诫说，合则两利，不合则两不利。英方也不得不多加权衡。

在先头部队的人数上，中方最初提出2000人，此后也不断让步，但在进驻哪些兵营上，英方的态度一度非常强硬。争议的焦点，最终集中在了著名的九龙枪会山军营和驻港英军的司令部韦尔斯亲王军营。而英方的底线是不让中方军队进入韦尔斯亲王军营，认为当中涉及国家的颜面问题。

关键时刻，经过请示，中方谈判组表示可以暂时不进驻枪会山军营，以避免解放军浩浩荡荡地穿过弥敦道闹市区，而中国军队进入韦尔斯亲王军营的决定不容妥协。考虑到让英方更容易接受这一提议，中方又建议，不妨在韦尔斯亲王军营举行一个中英军方的交接仪式，这样可以让英军司令部的防务以最体面的方式交接给中国军队。最终，这一提议得到了双方的认可。

而鲜为人知的是，当时驻港先头部队的最终人数确定，与陈佐洱息息相关。陈佐洱在书中披露了这个埋藏多年的历史细节。当时中方定下的人数底线是500人，在最后一次谈判时，陈佐洱心里突然冒出了“509”这个数字。陈佐洱解释道，9这个数字在中国有着很浓厚的文化内涵，中英双方关于香港回归的谈判历时长久，多有波折，终于走到了瓜熟蒂落之日，香港回归在即，颇有些“九九归一”之感。陈佐洱当时只是想，自己先提一个数字出来，最终或许还有改变。但谁曾想，驻港先头部队的人数，就此被定为了509人！

作者简介

陈佐洱，北京大学、厦门大学、福建师范大学兼职教授，香港公开大学荣誉博士；十一届全国政协常委、港澳台侨委员会副主任，曾任国务院港澳办常务副主任，中英联合联络小组中方代表。1984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主要作品有散文特写集《青春剪影》、《新苗芳草绿荫与大竹岚》，翻译童话《布拉基诺历险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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