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纪新 王纪言 王纪行 王纪红：母亲 我们永远怀念您

2011年12月02日 14:20
来源：凤凰网专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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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走了，离我们而去，永远地走了。从今年8月30日不慎跌倒，摔断大腿，卧床，辗转病榻91天，她抗争着，生命顽强地挣扎着，终于抵不住那心肺疾病的连续袭击。她倒下了，睡去了，永远地睡着了。亲爱的妈妈，你太累了！顽强地奋斗了近一个世纪，你安睡吧！亲爱的妈妈，做儿女的再也感受不到你身体的温暖，你手掌的温润，再也看不到你那美丽的、明亮的、慈爱的、睿智的眼睛。

1913年7月，母亲生于奉天（沈阳）。母亲小时候小名“小二”，后为长久，改为“小久”。上小学父亲起大名“周冠英”。参加革命后，自己改名为“周急”。“多少事，从来急”，干革命，求解放，就要急，慢了不行。再后，改为“周吉”，沿用至今。

母亲的家境出奇之苦，用“悲惨”二字形容不为过。姥姥生了十二个孩子，夭的夭，亡的亡，竟只剩她一个。最惨的是母亲的姐姐，活到16岁，因肺痨而死去。姥姥说，母亲属牛，犄角尖，把上边下边的都顶死了，改属兔吧。以后母亲就属兔了，成了1915年生人。

姥爷靠教私塾和当收发的少许收入维持家庭，姥姥靠给人缝补浆洗衣服以补不足。为解家庭生活之困，有段时间甚至在坑稍帮助养活个瞎眼老太太而得些收入。在这样艰难的情况下，姥爷四十刚过竟撒手人寰，留下孤儿寡母，呼天无路，呼地无门。

1931年“九·一八”事变，母亲与同学一起，从奉天跑到北平，是国破家亡，穷途末路，不得已而出走。好在天无绝人之路，上崇慈中学，上东北大学（北平），有了一碗饭吃，又有书可读。那时，母亲唯一的愿望是，把日本鬼子从东北赶走，当个小学教员，能养活自己可怜的母亲。

母亲到北平后，姥姥曾去看她。不久，母亲上了东北大学，姥姥才回奉天。以后近二十年，母亲和姥姥天各一方，音信皆无。期间，姥姥孤身一人，给很多人家当“老妈子”（佣人），其地位之低下，生活之艰难，可想而知。直到解放后，千里寻母，母女重逢。真是意想不到，悲喜交加！

母亲上东北大学后，开始接触革命思想。1935年她参加了“一二·九”学生运动，1937年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1938年初春和一帮热血青年迎风冒雪，餐风饮露，从西安步行延安。之后，上抗日军政大学，延安女子大学，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是延河水、宝塔山滋养了她。

走上革命道路，给母亲影响最大的一个人叫郑宗藩。郑宗藩是母亲“干姊妹”郑宝珠之兄，由于住前后院，两家很熟。郑接触革命思想早，是东北大学的活跃分子，“一二·九”运动东北大学的学生领袖之一。到北平后，郑宗藩的革命思想熏陶了年方十八、九岁而渴求救国救民真理的母亲。母亲

和十几个革命同志就是在郑宗藩的带领下，风尘仆仆从西安跋涉到延安的。可惜的是，由于郑的姐夫在国民党军队中任团长，郑到延安后不被信任，反遭调查，到了“延安整风”，竟一关多年，杳无音讯。从此，和母亲失去联系。“审查”结束时，抗战的曙光已经看到。郑宗藩“自告奋勇”化名“邓发财”到鄂尔多斯当了游击队长，在一次突围中为掩护队伍撤回而壮烈牺牲。郑宗藩是母亲走上革命道路的启蒙者。

母亲1942年1月到延安民族学院工作，从此走上了民族教育和民族工作之路。她教政治课，文化课，当班主任，后来在内蒙古工作的不少领导干部都曾是她的学生。从1938年到延安，母亲这个苦水里泡大的孩子就像久旱逢甘霖的禾苗，茁壮成长。无论学习，还是教书，无论军事训练，还是大生产，无论做什么，母亲总是最热情、最积极、最优秀的那部分人里的一个。共产党的革命思想，共产党所追求的民族解放、人民富裕的目标，和母亲的思想感情一拍即合，水乳交融。

抗战胜利，内战再起，带给母亲的是一段秋风冷月、漠北漫漫之路。纪新出生了，出生在不合适的时间——解放战争国民党重点进攻开始之时，不合适的地点——国民党进攻的重点张家口。炮火连天的战争岁月孩子出生，母亲得到的不是欢乐和幸福，而是巨大的痛苦和灾难。出生17天，张家口大撤退，母亲带着未满月的孩子上卡车，坐勒勒车，进入雪茫茫的锡林郭勒草原。而后，又在严冬腊月，负责带领“共产党家属”十几家大人孩子共四十多人，迎风冒雪，千里北进，避难到中蒙边界，直到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这一年半，母亲受尽磨难，又责任在肩。“在哪里都应当做革命工作”。在异国他乡，母亲每天晚上在华侨的“中国俱乐部”礼堂向在蒙古的中国老乡讲国内战争形势，宣传共产党的主张。她参加伊力导演的《白毛女》曾轰动乌兰巴托。

母亲从1948年5月任内蒙古自治区工委组织部干部科科长，后又任内蒙古政府人事处处长，兴安盟盟委委员、组织部部长，东部区党委组织部副部长兼行政公署人事局局长。从1955年起任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人事局局长，做组织人事工作凡18年。期间经过恢复国民经济、土地改革、抗美援朝、三反五反、“一化三改”、整风反右、大跃进、三年困难、“四清”等重要历史过程和运动，母亲总是认真贯彻党的决议和政策，兢兢业业工作。调动干部支援建设，安排大学毕业生和军转退役人员，调整工资待遇，奖励和处分，退休和福利，等等等等，大量的人事工作，母亲总是不怕繁杂，不辞辛苦，热心地去做。母亲做组织人事工作，有原则性，又有温情体贴，普遍得到人们的好评。

“文化大革命”中父亲、母亲都遭到严重迫害。父亲王铎作为自治区党委“老书记”，首当其冲，成为造反派打击的重点。父亲是组织观念很强的人。他对“文革”及内蒙古......

形势虽有自己的看法，但毛主席号召支持“造反派”，内蒙古党委做出决定支持“呼三司”，父亲只好和内蒙党委班子站在一起。1967年二月，中央发生了所谓“二月逆流”，内蒙古的矛盾也日渐激化。是母亲挺身而出首先站出来，表态支持内蒙古军区，反对内蒙古党委继续支持“三司”，在内蒙古几百名厅局长中卓然而立；也是母亲亲赴北京做父亲的工作，父亲终于脱离了内蒙党委支持“三司”的立场。父亲的“倒戈”，成为1967年春影响内蒙古“文化大革命”形势的重要事件。虽然父亲因此而和王逸伦作为“乌兰夫代理人”、“内蒙古二月逆流的主帅”而被打倒，被批斗迫害监禁六、七年，母亲也被冠“二月逆流的急先锋”而遭受残酷打击，但客观地历史地看，1967年的早春，父亲站出来，下决心站在反对将“文化大革命”继续那样搞下去的立场上是当时唯一正确的选择。这其中母亲的作用至关重要。

“文化大革命”是人性泯灭，兽性狂发的年月。母亲在“文革”中受批斗，被关押，可以，但不把人当人看，以欺压人、残酷折磨人为乐，就是不能容忍的。不让她见年幼的女儿，不让她见年迈的母亲；寒冬腊月，北风呼啸，人事局造反派竟把她关在四面透风的过道“门斗”里，不加理会，冻死病死才好；仅因为给家中写了一张道平安的便条，就作为“疯狂反扑”，像耍猴一样，逼她在大食堂站高凳敲锣“自责”，让大家看热闹。1969年伊克昭盟杭锦旗巴拉亥村，8个女人，1个“黑帮”，这个“黑帮”就是年近花甲的母亲。挑水扫院，背柴烧炕，全是她的事，连过冬安个炉子也没人搭把手。孤立人，冷落人，欺负人，

甚至把人当做禽兽，毫无人性人道而言，真是黑暗的年月！母亲刚烈、顽强，终于从这种煎熬中挺了过来。真个人之万幸，家庭之万幸！

母亲1970年底被“解放”，分配在呼和浩特市第二毛纺织厂任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主管工厂的后勤工作。他只要能工作，只要不做“革命对象”被批斗欺压就好。她不计较职位高低、工作好坏，一如既往，焕发青春，一年四季，十几里地，骑车上班，认认真真为工厂职工解决困难。1973年春，父亲获得了“解放”，重新启用为内蒙古自治区领导。1974年母亲到内蒙古卫生厅任党组书记、副厅长，1978年到中共中央党校学校，1979年任内蒙古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1984年任内蒙古顾问委员会常委，1992年作为副省级干部离休。“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有大量的冤假错案要甄别平反，大批老干部要解放安排，母亲作为“文革”后刚刚恢复的自治区纪律检查委员会的领导，在反腐倡廉、干部教育问题上做了大量工作，为自治区的拨乱反正做出了自己的功效。到内蒙古顾问委员会（父亲是主任），母亲已年过古稀，她和父亲一起发挥着自己的余热，为内蒙古的政治、经济、文化建设出谋划策。

母亲钟情革命，钟情党的事业。悲惨的童年、艰难的家境，国破家亡的悲伤，是她有一种“天然”的革命倾向。进入延安那革命的大熔炉，受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革命理论的熏陶，她就立即成为优秀的职业革命者。上抗日军政大学、延安女子大学，任教延安民族学院，参加解放集宁、攻打绥远的战斗，撤出张家口、流亡外蒙古，她总是那样热情、积极、向上，总是集合全副精力于工作，奋进是母亲的本色。解放以后，建设人民自己的家园，更是勤勤恳恳，踏踏实实。

母亲一生简朴勤奋，保持劳动人民本色。他和父亲总是教育我们几个孩子要朴素，要勤劳，要认真学习，认真工作。这方面，父母给我们做出了榜样。做了高职位的干部，而他们从来都衣着简朴，从来不铺张浪费。我们小时候，很少穿新衣新鞋，衣服总是打着补丁，鞋也是自家做的“傻鞋”。直到我们上大学，衣裤也常常补丁连连。父亲、母亲很注意从小培养我们好的学习习惯和学习方法，每学期期末，都开“家庭会议”，要我们汇报学习和学校生活，而后一一指教。这种“家庭会议”，除了“文化大革命”那七年父亲被批斗军管关押之外，总是年年开，直开到孙子辈，直到父亲去世那年的春节。

母亲律己严格而待人宽厚。我们家是个大家庭，她上有老人，下有四个孩子，还有父亲的老家来的孩子们，母亲和大家相处很是融洽，这源于她有一副热心肠。她非常关心人，爱护人，理解人，帮助人。秘书、司机，无论是新的老的，母亲总是和他们保持着良好关系。遇有向灾区捐款捐物，父亲、母亲总是最踊跃，他们觉得，帮助有困难的人是他们理当做的。直到晚年，父亲和母亲仍资助一名锡盟苏尼特左旗的牧民之子上学，还带着书籍千里迢迢去草原看望这个孩子。

母亲既对人热情、温柔、体贴，也遇波折和困难刚强勇敢，百折不回。茫茫沙海，北风大雪，马队，勒勒车，她怀抱着未满月的孩子，向漠北跋涉，那要有怎样的精神和毅力？“文化大革命”中，自治区党委做出决定——支持造反派，父亲已经明确站在党委集体一边，是母亲先“杀”出来反对，并且挺身而出做父亲的工作，这需要怎样的胆量和气魄！“文革”中，受批斗、遭凌辱，历经残酷的非人待遇，欲生不能，欲死有千万条理由，母亲挺过来了，这需要多么坚强的性格！在艰难困苦之际，母亲总是坚持信念，增强勇气，自己再痛苦，再悲伤，再困惑，也要在我们儿女面前表现出开朗乐观，“苦水往肚里咽”。“文化大革命”的黑暗岁月，父亲“军事监管”在什么地方，是什么情况，皆无音信，母亲尽管也隔离了，但毕竟有机会见到孩子。在那人妖颠倒的年月，我们儿女也处在被怀疑、遭打击的境地。母亲是一盏灯，点燃我们心灵的希望之火。

母亲和父亲相识于延安民族学院，那时，她是教员，他是副教育长。共同的工作，共同的生活经历，共同的命运，共同的理想，使他们相识，相爱，走到一起，从1945年5月1日结婚到父亲去逝，五十二年，他们度过了金婚。父亲一生朴实憨厚，胸襟宽阔，为人本本分分，工作兢兢业业，深沉虑事，稳健大度。母亲也是以革命和工作为第一的人。她工作勤奋，精明干练，细心温情，乐以助人，同时，对父亲非常理解和支持。他们的性格一快一慢，一急一稳，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战争年代，解放以后，东部，西部，顺境逆境，“文革“灾难，疾病袭来，和风细雨的春天，冰天雪地的冬日，不管什么年月，什么情况下，父亲和母亲都相互扶持，相濡以沫。他们的情与爱随岁而增，到老弥坚。

1997年8月父亲去世，父亲走的太急太突然了，一句话也没说，什么也没交代，就匆匆地走了。母亲痛苦，悲伤，像得了一场大病，很久不能适应，不能恢复。

母亲的晚年是健康的，幸福的，她仍关心着党和国家的命运。国家的富强，人民的幸福，同志的关爱，儿女的孝顺，使她欣慰愉快。直到这次得病，她已98岁高龄，但她仍乐观地和疾病斗争着，总认为自己可以重新站起来，那顽强的生命力和忍性的战斗精神，让人震惊，令所有的人动容。在病情稍好转时，她唱起《东方红》，唱起66年前在和父亲结婚时唱的《我爱你你》，那样的深情，那样的嘹亮有力，眼睛明亮，脸上泛着红光，真不像是病入膏肓的人。”我爱你，我爱你，你我在同一条战线。海枯石烂，也毁不了我们的真情，休在花前月下留恋，留恋，忘掉了责任在双肩。我们要向前，向前，向前！”这歌声至今仍迥响在我们的耳畔......

亲爱的母亲，您安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