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韧：玻璃娃娃的故事——《玻璃心》拍摄手记

2011年06月17日 09:40
来源：凤凰网专稿 作者：任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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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璃娃娃的故事——文博

文博与他笔下的巷子

同是瓷娃娃的文博，比卧床八年的姐姐文娜，状况好得多。

在文博家的小院，炙热的太阳被一棵小桃树挡去大半威力，一只几个月大的狗仔躺在文博轮椅下的泥地里，就着树荫眯眼打盹，偶尔被文博逗弄一下，闭着眼睛嗷嗷叫唤。“钱对我家很重要，但画画是我的理想，我不会用它挣钱。”17岁的文博双脚无力的支在轮椅踏板上，语气却异常坚定。

这是河北沧州的一个普通村庄，文博一家是村里唯一一户瓷娃娃家庭。一家四口有三个是瓷娃娃，母亲靠小板凳在地上挪动操持家务，寡言少语的姐姐文娜，只活在床头一方小世界，而坐在别人捐赠的轮椅上，文博大半时间都消磨在画画里。只有六十多岁的老父亲一人务农为生。贫穷，是这个家庭挥之不去的烙印。

因为极度贫困和残疾，对这个身患脆骨病的17岁大男孩来说，背起书包上学堂是个奢侈的梦想，他说所有的知识来自姐姐留下的课本和好心人捐赠的书。而画画，是他每天必修的功课。

文博的画画的地方是家里的储藏室，散落堆满了破袄旧衫和几袋粮食。屋里有股霉味，光线并不好，可以想象冬天风从破损窗棂灌进来的情景。他说自己学的是国画，是小写意花鸟。从未出过村的文博，没见过除麻雀以外的鸟，也不知道真正的牡丹是什么样，画画的技巧几乎全靠临摹和想象。

“那些画让人震惊，他对线条和色彩的把握超过了学画几年的学生。”河北的职业画家李玉书看过文博的画后，萌生了以志愿者身份辅导文博的念头。

“对于瓷娃娃来说，画画这种安静的活动特别适合。因为行走不便，他们会有更多时间倾注在对光影的揣摩。”李玉书的话在文博身上得到了印证。在小院的大门外，文博常常一连几天坐着不动，用线条描绘胡同口的各种细节，一点一滴涂抹光与影的变化，他把这幅画起名叫“最遥远的距离”。这是他唯一一幅水粉画，满纸都是跳动的色彩。

他还尝试过泥塑。他塑的一尊弥勒佛在北京瓷娃娃罕见病关爱中心组织的义卖展览中，竟被人以一万元的高价拍下。但没人想到，文博不仅拒绝收这笔钱，还要求匿名捐给其它脆骨病孩子治疗。

“你不要以为我多么高尚，做好事不留名，我是为自己考虑。”文博的解释更出人意料，“我知道别人为什么出高价买我的泥塑，它不值那个价。要是我收了钱，村里人会怎想？靠身体残疾博取同情吗？我知道家里缺钱，等我的作品真正值那个钱了，我自然会收。”

“我已经错过手术年龄了，这笔钱也许能帮另一个孩子站起来。这也不能跟别人说，村里人不会理解。你能理解吗？”

我仔细看这个孩子的脸，想确定这番话不是因为我的记者身份。我不能不相信他的解释，因为该做的已经做了，没人因此赞扬过他。

采访过程中，他一直用各种方式反问我，像一只迫切需要倾吐一切，又总是期盼被回应的敏感小动物。而他对金钱和理想的解释，几乎让人觉得这是一个不懂事的孩子，说着些不知生计艰难的大人话。

“前两年地里的收成都不好，打下的粮食只够自己家吃。今年开春到现在，家里还没有任何收入，任记者你信吗？”文博扬起的脸上长满青春痘，干瘦的手指一直紧握轮椅扶手。这个倔强的青春期少年，他分明懂得家里的困境。

“我明年就18岁了，可我还没有户口，姐姐也没有。任记者你信吗？”又是一个反问，这一次文博的表情严肃起来，他看着我，开始一字一句的讲，“因为村长卡着我们，要收了私钱才办事。村里人都习惯了，可是我看不惯。不给钱，卡了十几年，换了三个村长，我和姐姐都没办成户口”。

李文博的手机里，是他偷偷录下的声音“证据”

文博掏出那只别人捐助的手机，开始给我放录音。他说这是他去村长家，偷录下关于办户口事情的对话。这是一段让人心酸的漫长录音，我听到一个孩子是如何模仿成人口吻，假装聊天，伺机套话，费尽心思搜寻所谓的“受贿证据”；我也听到另一个声音是如何虚与委蛇，套话连篇，给足暗示却又明话暗说。然后，文博把手机仔细收好，他说要找到更多证据，拿回一个公民的合法权利。

我看着这个轮椅上的瘦弱少年，看着他倔强的去寻求理想中的“正义”，一股揪心的哀伤涌上心头。我告诉他，以我有限的法律知识，偷录行为无法作为有效证据；对于家境贫困的他来说，打官司要付出无法想象的高昂成本；而且因为无法找另一方核实，我的纪录片也难以给一个他想要的结果。

“你是除了我家人之外，第二个知道这件事的人。我信任你，并不向你要求什么。我会去咨询律师，找到合法的证据，我要的不仅是一个户口，而是要告倒“贪污腐败”的村官。”

他说这话的时候，天色已经慢慢暗下来，我不太看得清他的脸，只有那双燃烧的眼睛，在黄昏中一直亮，一直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