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我只有论敌 没有敌人

2009年06月18日 10:54
来源：时代周报 作者：彭晓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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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周报：媒体人也好，知识分子也好，怎么正视这种民粹情绪的蔓延？

梁文道：民粹主义就是抢夺葛兰西所说的霸权，把一堆不同的、大家都仇恨的东西硬生生说成是同一个东西。有些人讨厌开发商，有些人讨厌媒体，有些人讨厌知识分子，有些人讨厌反华势力，然后有一些人提出来：他们都是精英啊，都是同一伙的。这就是霸权。

而包含媒体在内的知识分子，对着这一群人该做什么呢？拉克劳认为就应该抢夺霸权。什么是抢夺霸权？抢夺霸权不是一个书斋里的知识分子要做的事，而是运动中的知识分子要做的。战胜的方法是什么？前提是不要轻易去否定任何人的任何诉求主张，而是要正视他们的诉求和主张。

在过去两年来，我目睹了一个舆论上很可悲、可笑但是又可怪的对立，就是出现了关于爱国和民主对立的舆论上的攻防战。攻防战一方说他们主张的是普世价值，另一方说自己是爱国的。这场攻防战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主张普世价值的人主动放弃对“爱国”这个诉求的抢占，自动把“爱国”诉求送给了对手。我看到去年很多知识分子分析的是爱国主义如何盲目、民族主义多么可笑。按照拉克劳的讲法，一个运动型知识分子要做的不是批判爱国主义多么盲目，而是自己最重要的主张得以达成。什么主张呢？比如说让自己的国家更法制，更民主，这就是主要目标。为了达成它，必须把它跟爱国“串”在一起。就是说我们今天主张爱国、民主自由不是为了鼓吹普世价值，而是透过这些价值使国家更可爱，我们应该做到的是我们爱国，我们比谁都爱国。反过来，反对民主的人就是卖国贼，他们才是最不爱国的人。因为他们不想我们中国民主，不想中国强大。他们知道中国民主了中国就强大了。这是运动知识分子的做法。

时代周报：你说的，就是正视大多数人现实存在的诉求的策略。现在公众、网民的力量不可小觑，前段时间有个官方媒体将网上的舆论描述为“网上群体性事件”，这个思维方式是不是仍然没有正视网络生态？

梁文道：我觉得这里面有两方面的东西需要考虑。一方面，把网络孤立地看成是互联网，我们还不了解这是一个全新的时代。

第二个需要面对的问题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与管理媒体的需要，两者已经发生了很大的矛盾了。矛盾在哪里？我们都说接下来的发展要靠知识经济、创意经济，知识经济跟创意经济比的是什么？要依靠相对开放自由的环境，流通创意经济的土壤。比如说限制了知识的来源，那就限制了创造的来源。

每一个人都是知识的创造者。每一个人都在主动地参与。我们不能把每一个人硬生生地从全球化里剥离开来，不能让中国互联网变成了世界上最大的自联网。否则，将来即使制造一些商品，也是不合世人口味的。比如陈凯歌的《无极》看似费了很大劲，有豪华阵容，但是拿到国际上仍然不对胃口，为什么呢？因为你被隔开了。日本的漫画是很本土的，但是它能打进世界市场。我们讲文化经济、创意经济，就必须跟世界对接。

时代周报：当年有人十分欣喜地提出中国的中产阶级在壮大，最近几年，随着房价的居高不下等等各种因素，没人再这样乐观了，反而是社会阶层的分裂、中产的萎缩、权贵资本的集中引起注意。

梁文道：对。所以现在的一个忧虑就是中国社会的“拉美化”。我想这是最值得警惕和担忧的，也是最迫切需要面对的问题。所以这次金融危机，有人提出所谓的“中国模式”、“中国道路”的“胜利”，认为我们能够在金融危机里独善其身，实际上是没有正视中国两极分化的现实，没有意识到或者是故意掩盖中国存在“拉美化”的这种危险。

记者手记

那个心怀悲悯的梁文道

对于忙碌而又不忍心拒绝媒体人邀约的梁文道来说，将活动尽量安排得紧凑是最好的办法。访谈是见缝插针地分布在几个与他见面的时段。

梁文道口才的确是好。谈话与演讲几乎从来不语滞、不带拖沓的口语。录《开卷八分钟》节目，他可以一口气录制十几集而不被“NG”。镜头之外的梁文道心怀悲悯与敬畏：他敬畏“粉丝”，疲惫的活动之后，有网友请求见面，他轻声细语地商量着时间；他敬畏“前辈”，与大陆学者袁伟时见面，他几乎是小跑着过去，弯着腰上前双手握住老人家的手致意；他悲悯“女性”，承认自己骨子里是个女性主义者，因为不忍心看见那些参加选美的女孩子台下的艰难和哭泣，他拒绝再做任何选美活动的评委。

这样一个敏感细密的梁文道，写出《我执》那样忧郁缠绵的文字，其实并不奇怪。只不过那感性的文字里，依然有读书人梁文道的知识癖在，爱情被论证成为“至为复杂的知识活动”，同居是一种仪式性的自我观照，暗恋则让他想起苏格拉底的教诲，“求爱的人比被爱的人更加神圣。”《我执》虚虚实实、真真假假，不免引发粉丝们窥私的好奇。我却难以完成狗仔队的任务，始终不忍打破他那“偷偷舔舐的酒瓶”，那瓶里的美味或苦涩，都是属于那个犹如冒险把玩一个新奇玩具的孩子般的作者自己的。况且，梁文道的确不是明星，我也没有做狗仔队的义务了。

梁文道说他说不定有一天会写小说，我说那值得期待，因为我也喜欢那种有思想密度的小说，早已厌倦了炫技和情节的堆砌。

我们谈起国内的小说家，他也觉得好的小说家太少了，我们缺乏一种能思考的小说家类型，那种能够爱小说的同时，也将阅读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哲学视为必然修养的小说家太少了。他写“我的病历”时，想起的是苏珊?桑塔格。

说起酒店大堂的服务员竟然不认识他，他有点顽皮有点得意地笑了：“看来我并不是那么有名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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