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我只有论敌 没有敌人

2009年06月18日 10:54
来源：时代周报 作者：彭晓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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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周报：你一直很在意“去执去魅”，很在乎对自己的自省，所以有读者觉得你对自己很苛刻。

梁文道：可能是一直以来受到的训练把我“逼”成这样的人。知识分子本来就是应该使用知识作为反省工具的人。批判不仅仅是批评别人，更是批判自己。所以，批评别人的时候，我常常逼自己试着或者尽量做到代入他的位置、立场来看，去体谅他的身份和处境。我说我要介入，所以我参与各种社会运动，那种时候是热血沸腾的，会容易很兴奋，但我会很快抽离，让自己重新成为旁观者，去看那个过程中的自己，去重新审视那个过程。

我也常常说，我只有论敌，我没有敌人。我的内心没有怨恨，我不去怨恨谁，相反，我有时候会很同情他们。其实，敌人是什么呢？敌人常常是我们自己的一个反映，一个观照，你恐惧，所以你会有敌人，你懦弱，所以你会有敌人，你贪心，所以你会有敌人。我们说“仁者无敌”，当一个人的内心有仁爱，他试着去观察别人和自己，试着去理解和体恤每一个人的苦痛的时候，他怎么会有敌人呢？

旁观者的“原罪”

写了20年各式评论文章的梁文道，今年1月在中国大陆出版了第一本书—《常识》，收录他近年来在报刊发表的时评文章。梁文道在序言认真检讨时评文章结集出版的必要，这大概不是过度自谦，而是他内心真这么想。在报刊发表的时评，他从来不收集，《常识》靠友人帮助才把文章收集起来，而过去15年的文章，早已散落在发黄的过刊上。

时代周报：你的忙碌和焦虑，算是香港社会的一种特征吗？比如说欧洲的知识分子可能不是这样的生活方式，他们可能有时间在咖啡馆里，缓慢一点地思考。

梁文道：我觉得是。比如我睡得很少，偶尔十天或两个礼拜左右有一天会忽然睡多了，睡多就是睡了七到八个小时，没那么多事要赶的时候，大概可以睡7个小时。平常都是5个钟头或者更少。我以前还会游泳、骑脚踏车，现在没空了，总觉得事情多得做不完。

像这样很悠闲地坐着聊天，喝喝咖啡，对我来说很少，我根本没有什么生活。

时代周报：虽然你一直说你尽量不用网络通讯工具，在逃离现代社会的这种过度联系，但是你的忙碌状况证明你在某种程度上还是适应了香港社会的快节奏，作为文化人，你觉得你跟香港有隔离的感觉吗？

梁文道：很矛盾，我其实并不认为香港必然应该是这样，很多人都觉得香港节奏很快，压力很大，工作很多。我一直在反对的就是这种必然的逻辑，只是由于很多历史的原因，香港才被选择成这个样子。理由是什么是有待分析的，不能当成是必然的。

可是很无奈很矛盾的是，我的生活也变成这个样子。但是你问我这样是不是压力很大，其实也不是，我做那么多事情很多时候是不赚钱的。我发现很多香港的文化人也都是这样，后来我发现整个城市的生活风格在那个逻辑之下形成了。

另外的问题是，香港的文化人似乎有一种难民的性格，就是好像浮在海面上，船难之后，海上有什么东西漂过来都赶紧捞着，深怕自己捞不到一个很好的木板就会沉下去、被淹没。于是有很多事情要接连不断地去做。我做戏剧的时候，曾比较过日本、欧洲的同行，他们做小剧场一年就做一两个演出，但我们做小剧场一年就可以做四五个演出，跟歌星出唱片一样多。

时代周报：按照人口比例、人口基数来说大陆不应该把你逼得这么忙，但是很多期待、责任就落到了你的头上。你在《常识》一书的序言中也提到，由于环境、身份以及接触的信息源的不同，你说到愧疚和“原罪”感。

梁文道：但很奇怪，我们有很多人都在海外留学工作，可能是没有被充分开发。

时代周报：或许不少海外华人，很多时候已经形成了一种旁观者的心态了。所以他不会那么动情。为什么你不是完全旁观者的心态？

梁文道：我会形容自己是“介入的旁观者”。什么意思呢？我还没有办法做到完全的世界公民，我会觉得全球暖化、很多国际议题是我的问题，但比较远比较淡。而中国的事情，华人的事情我会有特别强烈的感觉，这也许是文化亲缘的关系。

香港这20年下来，有的人走了，有的又回来了。留下来的香港人我觉得他们很特别，有一种很素朴的、天真的、可爱的正义感，虽然不愿意付出了不起的代价，但是有一种是非感，良知没有全然淹没。

当“精英”成为贬义词

当空气弥漫着烟草香味时，即可判断此刻的梁文道是相对放松的。隔着酒店厚重的玻璃，他注意到楼下那些铁皮屋子，建筑工地的工人们就在那里忍受着酷热，因此梁文道从不否认自己就是“精英”。

时代周报：你从来不否认自己是精英，有时候甚至为自己获得一些优越的条件而自责，但现在中国社会各阶层越来越分裂，“精英”有时候在变成一个贬义词。

梁文道：的确是有这样的倾向。2008年有一个字眼迅速成为负面词语，就是“精英”。作为负面词语它指什么呢？最早它指的是财富阶层，资本家、企业家，然后包括经济学家，特别是为自由主义说话的经济学家，以前是张维迎，后来是茅于轼，再扩展成所有的知识分子，不管是教授还是媒体人都变成了精英，也就是说今天我们会认为这一群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经济学家、新富阶层是精英，但是还有一些巧妙的演化，就是在中国今天独特的语境下，精英有时候还包括部分的官员，因为他们掌握权力。

本来我们是批评贪官、资本家的人，但是在这个语境下，却变成了同党。为什么会有这个简单的等值出现呢？这正是民粹主义讲的等价逻辑。等价关系怎么形成呢？英国学者拉克劳在《论民粹理性》中曾经分析，民粹主义的粗糙的等价逻辑都是建立在一个前提上：你永远不要去问这些民粹主义者的敌人、他们痛恨的对象，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是什么。他们彼此之间根本没有关系，唯一共通的地方就是因为他们都是敌人。

大部分的民粹主义都是在一个社会面对极大的动荡、危机的时候产生的。因为这个时候民众感觉自己是被抛离出去的，在这个时候他们需要找到答案。是谁使我们变成这样？我们为什么会陷入这样的境地？你给他作理性的分析不如直接告诉他那是因为有人是我们的敌人，有人在欺负我们，有人在压制我们。这比给他作任何分析都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