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个问题让您了解余秋雨

2007年01月25日 10:09
来源：浙江在线

字号:T|T

0人参与0条评论打印转发

8．作为一个文人、一个学者，您最希望给社会留下什么？您最希望得到社会什么样的评价？
　　中国的很多概念，沉淀着大量的历史成见，包括“文人”、“学者”这样的概念。因此，首先要为自己解除这种概念性的身份，这才自由。例如，曾经有人把我定位成“文化散文作家”，如果我接受这个概念，我势必要想方设法把自己套入“作家”和“文化散文”中去了，成了“套中人”。因此，我一再声明，我不是“作家”，因为没有参加作家协会，也不知道什么叫“文化散文”，觉得我写的那些东西不叫“散文”也可以，免得“散文评论家”盯上。
　　给社会留下什么？我说了，这些年来我一直通过实地考察在探索中国人的“文化基因”，倒是拥有不少读者和听众，算是留给别人一点东西了吧，但现在资讯发达、信息爆炸，一切都是过眼烟云，估计什么也不会长时间留下。不留下才好，让大家在精神上轻松一点。为什么孔子、孟子比我们伟大？原因很多，其中一条，是历史并没有给他们“留下”那么多遗产，像我们似的。他们所看的书，所知道的“知识”，一定比我们少得多。结果，他们心地疏朗，精神空阔，可以静静地与天地对话。我们心中已经塞满了文化垃圾，因此也不要把自己的文化垃圾塞给后代。什么也不留下，还给世间一个干净的天地。天地中，留下污染物固然不好，留下过度“营养”也不好，过度“营养”就是污染，像昆明滇池似的。
　　至于社会评价，更是完全不应该注意。问心无愧就好，何必听别人说三道四？现在大家都忙，谁也没有心思去评价别人，就连同一个办公室的人都不想评价，其实也不能评价，甚至完全无从评价。在今天，一个人除非做了确证无疑的坏事，其他外界评价都不可靠，大多是炒作的结果。有些观点和作品可以评价，但观点和作品是层出不穷的。怎么可以对一个人作轻易的评价？你连自己也评价不了，怎么评价他人？关注评价，这是老一代文化人的可怜梦想，他们追求“盖棺论定”，其实追悼会上说的一定是好话。到今天，重视社会评价的只剩下了一种人，那就是那些专门给别人作“社会评价”的人，即所谓“批评家”。但是，他们的评价怎么能冒充成“社会评价”呢？“社会”难道藏在他家里吗？千万不要上当。我们只为良心做事，我们只为社会上那些从来不会评价的广大民众做事。
　　大家都不在乎那些冒充“社会评价”的“批评家”了，这才是一个轻松的时代，自由的时代，愉快的时代。
　　如果真要知道评价，看看你妻子的眼神就足够了。

9．请您谈谈您的人生体悟。
　　我的人生体悟很简单，六个字：善良、快乐、健康。

10．在您的人生历程中最令您惊讶的事情是什么，最令您快乐的事情是什么，最令您伤心的事情是什么，最令您有成就感的事情是什么？
　　最令我惊讶的事情：我从小最怕当众讲话，老师在课堂上要我站起来回答问题，脸红到脖子上，恨不得钻到课桌底下去。直到中学时得到上海市作文比赛大奖，要我在颁奖仪式上讲话，我不知道嗫嗫嚅嚅地咕哝了一些什么，使大家一致公认，这位同学真不会讲话。但不知什么时候，我突然会当众讲话了。这些年每次国际大专辩论赛的现场总讲评，永远选我，到哪个国家都是这样，还被人称为“最会讲话的教授”——这是怎么回事？我究竟是在什么关口上一夜转变的？连我自己也惊讶极了。
　　最令我快乐的事情：近五年来，几乎每三个月，社会上都会风传一次我与妻子马兰离婚。每次都言之凿凿。于是，每隔三个月总有一批朋友打电话来，口气闪烁地呐呐动问。一听便知，我便大声喊妻子，叫她来听。她也这样，接到这种电话后拿着话筒要我去听。每次都笑成一团，三个月后又大笑几天，真是快乐。
　　最令我伤心的事情：三十几年前，周恩来总理在文革灾难中坚持高校复课、组织教材编写组；三十几年后，有人把教材编写组批判成“文革写作组”，居然引起很多文人响应。中国文人的“大批判”热情，一煽就起，有缝就钻，至今未改，令人伤心。中邪、中蛊都可理解，却怎么三十多年未醒？我是为他们伤心。
　　最令我有成就感的事情：我用一个简短的“悬赏”结束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围攻。“悬赏”内容是：只要有人能举出我在文革中曾经用某个笔名写过一篇、一段、一行、一句他们指控的内容，我立即支付自己的全年薪金给他。至今已经八百多天，无人领赏。我便与委托的律师事务所一起，宣布悬赏结束，多痛快！就此，两位台湾学者发表评论，说是“新世纪的反谤经典”。我自己也非常得意：轻轻竖起小指，点哑百门臭炮。这实在是一个男人最有成就感的事情。
　　还有没有“最令我怎么的事情”？我自己补充一项吧，最令我轻松的事情。
　　最令我轻松的事情，是不订报，不用电脑，不上网，不印名片，至今没有手机。要找我，只能打我妻子或秘书的手机，由他们筛选。我也不会开车，这是算过命的，说不能开。我不全信，且也姑妄听之。车由妻子开，又多了一分轻松。如果妻子也想轻松，就叫出租车。好在，我们基本不出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