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个问题让您了解余秋雨

2007年01月25日 10:09
来源：浙江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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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请您简单谈谈您目前所从事的主要工作。
　　从去年开始，我在香港凤凰卫视开辟了一个专栏，叫《秋雨时分》。去年是每天讲一小段，今年是每周讲一大段。去年一年的总题目，是“中华文化的光荣和缺憾”；今年的总题目，是“中华文化记忆”。显而易见，去年是横向地讲述中华文化的一系列根本问题，一半正面，一半负面；今天是纵向地讲述中华文化的一个个重要篇章，按照时间顺序来梳理最值得今人记忆的历史内容。
　　这是一个大课题，我早就觉得应该有人来系统讲述了，现在只得把这副担子压到了自己肩上。凤凰卫视是面对全球华人观众的，而今天全球华人都在寻找自己的文化定位，因此不能再拖了。如果讲得不好今后可以由别人来补充，但无论如何现在应该讲了。欧洲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都是从阐述古希腊文化经典开始的，这才使工业革命经由“文化招魂”而获得了可持续发展。因此我对这件事情非常重视，几乎每天都深度投入。
　　做这件事情的最大困难，是要与广大观众的心理习惯作战。现在中国广大观众心理浮躁，只知道每天关注那些危言耸听的新闻、浅薄无聊的争执，而没有心思沉静下来听一听深刻一点的文化课题。很多媒体虽然也打上了“文化”的旗号，仔细一看还是在捡拾当天的垃圾、近期的牙慧。因此，我一方面要寻求观众的接受方式，另一方面又要固守文化命题的自身庄严。这样做，在今天还有点寂寞，但我十分注意欧美媒体间一些高层文化良知的优秀作为，相信只要坚持，必然能改变人们的心理惯性。当年我写《文化苦旅》和《山居笔记》时，都遇到过这个问题。
　　既然说到了书，那就要顺便提一句，今年还会继续整理自己过去出版的书籍，包括早期的四部学术著作在内。我的书在出版上一直比较凌乱，打算经过整理，出一套比较统一、干净、严整的版本。

2．在您从事文化事业的过程中，最关键的是哪几个阶段？其中一定有不少至今记忆深刻的事情吧？
　　第一个阶段，我在仅仅二十岁的时候遭遇文革灾难，虽家破人亡而始终没有向造反派的暴力屈服，这从一开始就锻炼了我的文化勇气。后来，我在父亲尚被关押的艰难岁月里参加了周恩来领导的文化重建工作，为复课编写教材。不久，极左派重新掀起“批邓”浪潮，我只身躲避于家乡山间，系统钻研中华典籍，直到文革结束。这个经历，对我后来几十年的文化工作打下了道义基础和学术基础。
　　第二个阶段，在文革结束后百废待兴的热闹日子里，我没有投身热闹，而是深感自己在学术上只有中华典籍的基础而缺少对西方文明的了解，就花费整整数年时间钻研世界上十四个国家的哲学、历史、文化经典，补足了我以前的欠缺，并由此写出了一系列学术著作。
　　第三个阶段，我在自己的学术成果广受好评并获得很多荣誉称号的时候，忍痛放弃学术，担任了自己所在学院的主要行政领导职务达六年之久，体验一个知识分子如何承担自己著书立说之外的社会责任感。这六年经历，对我深入了解中国社会、呼唤已经沉寂的文化良知，起到了极大的作用。而且，也使我有足够的能力来处理后来遇到的各种麻烦，有充分的意志在种种喧嚣中保持不息的创造。一个文化人在专业之外的社会历练，加强了文化的韧性，非常重要。
　　以上这三个阶段最为关键。在这三个阶段中当然有大量记忆深刻的事情，我在记忆文学《借我一生》中写到了一些，更多的只是铭记在心间了。我的精神财富，只要来自于自己的记忆，以及对这些记忆的提炼，然后才是向外汲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