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个问题让您了解余秋雨

2007年01月25日 10:09
来源：浙江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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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学而优则仕”，您在别人看起来“仕途畅达”、“官运亨通”的时候却毅然辞职，投入文化苦旅，您当时是出于一种什么样的想法，是什么事情促成了您这样的抉择？
　　我能当官，而且当得不错，这是我从事学院行政领导工作六年后上上下下的共识。当时，上级部门确实希望我担任更高的职位，而且有三个职位可供选择。我的辞职，使北京和上海的领导大吃一惊，因为当时还没有一个年轻的正厅级干部在没有犯任何错误的情况下辞职的先例。我辞了整整28次，还与医务人员窜通了装病。当时正巧有几个数学家由于社会工作太忙而英年早逝，全国舆论关注，上级也就勉强同意我辞职了。
　　我辞职的原因很简单：内心早就知道，自己的人生使命在文化，而不在行政。行政工作中，我能做的都已经做了，不能做的再当下去也还是不能做。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还固守权位、级别和待遇，就无聊了。
　　当时有不少上级部门的领导一再劝我：“你不辞职也能从事文化研究啊，把繁杂的工作更多地分配给副手们就可以了。”但是我觉得不行。我做什么都认真，从事行政工作时也是白天黑夜都投入，根本插不进写作。更何况，我当时已经明白，中国的经济发展有望，而精神文化还废墟重重，因此我必须花费大量完整的时间长途跋涉，去考察废墟，然后作一些系统发言。

4．辞职后您以亲身历险的方式考察国内外各大文明，写下了《文化苦旅》、《山居笔记》、《霜冷长河》、《千年一叹》、《行者无疆》等一系列脍炙人口的佳作，不仅开启了一代文风，亦在全球各大华文书店销售榜上长期位踞前列，取得如此骄人成就，您经历了哪些坎坷与欢悦，有何心得？
　　我写文章，就是为了与我的多灾多难的同胞作深层交谈，而不是为了自我消遣，因此，广大读者接受了我的诚意。我很感谢广大读者能与我长时间地知心同行。有些文人以为谁的书畅销一定是炒作的结果，我相信他们走这条路一定失败。不少年轻作者向我讨教畅销的窍门，我总是说，窍门只有一条：好好写。去年我在台湾巡迴演讲，那里也一直在讨论我的书长期受海外华人读者欢迎的原因。白先勇先生为此专门作了一个演讲，他说，“余秋雨先生挖掘到了中华文化的DNA，因此能让全球华人读者莫名地获得普遍感应。余秋雨先生为了挖掘中华文化的DNA，考察了世界各地的文明遗迹，所走的路，可能是现在活着的作家中最多、最远的。”白先勇先生这是过奖了，但我每次写作都是为了探求中国人在文化心理上的深层秘密，倒是确实的。读者是公正的，你对他们恭敬，他们也会对你微笑。炒作是玩弄读者，读者很快就会唾弃。我从来不愿意围绕着自己的书炒作什么，譬如，谁也没有看见过我为了自己的一本新书召开过新闻发布会、首发式或研讨会。
　　读者的欢迎，当然也会带来某些文人的嫉妒，结果随之而来的是造谣、诽谤、围攻。我早就发现，中国有一批文人，一辈子都在整人，名曰“大批判”，从文革一直整到现在，还涌出了一些接班人。他们总是想方设法在媒体上吸引别人的视听，借此谋取名利。除了整人，他们没写过一篇像样的小说、一首可读的诗，也没讲过一堂好听的课。由于历史原因，在中国，这样的文人数量不小。我以前对他们很生气，现在经历多了，就觉得他们也是历史的产儿，怪可怜的，很值得同情。我尤其要以老教师的身份劝说那些年轻的“大批判”接班人：趁年轻，多做一些建设和创造吧，不要再干那种文化斗争即文化破坏的勾当了。从“财智人物”的概念来看，这种整人、批判、斗争、破坏的勾当，不仅完全背离了善良和智慧，而且也从来没有人在这条路上成功过。我说过：“一切整人的人总是贫困的”，这是看了很多人之后得出的结论。
　　美国几年前举行过一次“经济发展和文化选择”的研讨会，多数与会者得出结论：贫困，是一种咎由自取的文化选择。这是指国家和民族，但也可以借过来说明，为什么那些永远在整人的文人日子总是过得那么狼狈。很多人的贫困是值得同情，应该获得帮助的，但那些人的贫困，是咎由自取。
　　快乐、信任、幸福，永远属于善良的创造者而不属于恶意的破坏者。这是和谐社会的原则，与争斗社会正好相反。

5．1999年后，您与凤凰卫视合作，又踏上了一条新的文化考察和传播之路，在这一路上您有什么新的思考，您觉得取得的最大的成效是什么？
　　这一路，考察了曾经与中华文明同时存世的人类其他重大文明遗址，例如埃及文明、克利特文明、巴比伦文明、波斯文明、印度文明、真切地体验到那些文明逐一消亡和中断的原因，因此也发现了中华文明延续至今的原因。这是一个重大命题，也有人谈论过，却从来没有人以中华文明立场来系统考察过。我的考察过程，天天由凤凰卫视同步直播，因此全球华人观众都一起参与了。巨大的历史难题，巨大的考察范围，巨大的沿途恐怖，再加上巨大的观众群体——这一切加在一起，就是最大的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