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语媒体在面对危机与偏见时的作为与思考

凤凰卫视董事局主席、行政总裁刘长乐太平绅士2008年5月在第二届“CCTV与海外华语电视媒体协作会”上的发言：

进入2008年，中国突然之间与各种危机发生了空前激烈的遭遇战。雪灾、达尔富尔问题、藏独事件、重大列车出轨事件和这次发生的特大汶川地震，一起连着一起，使中国政府和媒体陡然面对巨大的压力和挑战。一段时间以来，外国媒体对中国的不实报道充斥于耳，中国媒体和民间自发组织给予了强烈反击，激烈程度可以用白热化来形容。有人对来自西方的负面报道进行了深层分析，认为其主要根源有四点：一是大国恐惧说，认为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快速崛起的大国是可怕的；二是文化冲突说，认为东西方不同文化和价值观必然导致文化冲突；三是政治制度说，中西方政治制度截然不同，西方对此有较深的敌意；四是新闻沟通说，认为中国舆论界相对封闭，缺乏舆论独立性、世界性、前瞻性和合作性常识。

然而，面对这一系列的危机，我们欣慰地看到，中国政府、社会和华语媒体快速地向着更高的透明度、更大的开放性、更强的公信力转变，赢得了国际赞誉，甚至使那些抱有偏见西方媒体也转变了态度。这正好暗合了《韦氏词典》中为“危机”下的定义：“变坏或变好的转折点”。

一、抓住危机要点，快速反应，透明公开

一般来说，危机有五个特点：

1.意外性:危机发生的具体时间、实际规模、具体态势和影响深度，是难以完全预测的。

2.欲望性:在处理危机的过程中，都有明确的目的性和欲望性。

3.聚焦性:突发事件受到高度关注。

4.破坏性:不论什么性质和规模的危机，都必然不同程度地给国家、社会或组织造成破坏与损失。

5.紧迫性：如果不能及时控制，危机会急剧恶化，做出正确决策的时间有限。

危机处理，被称为“刀尖上的舞蹈”。危机发生时，任何迟疑、掩饰、缓慢，都会造成社会集体危害，在社会承受力达到极限时，任何微小的扰动都可能产生“蝴蝶效应”，导致盲从和失控。因此，缩短处理反应时间和缩短信息传播时间，保证信息传播的及时性保真性是非常重要的。这次汶川大地震发生时，从12日下午14时46分29秒，新华网发布消息，到15时55分28秒发出胡锦涛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温家宝总理赶赴灾区，仅有1个小时的时间，而新华社、人民网、CCTV等国家媒体在第一时间开始了视频、文字的直播，凤凰卫视等一批海外华语媒体也同时开始直播，全面报道救灾实况。政府与媒体对危机的反应速度之快，是新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针对12日当晚22时至24时北京还可能发生较大地震的谣言，央视在晚上8点以前就请地震专家在节目中进行了正式辟谣，安定了人心。）《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将中国政府在四川地震的表现，与美国政府在2005年卡特里娜飓风时失误和缓慢的救灾行动做了比较。文章说，如果中国政府能比美国政府更好地处理自然灾害，那么中国体制的优越性，也许能向世人表明的不光是快速增长的经济, 还展示出有效的政府能力。与此同时，世界媒体大多对中国的救灾进行了正面报道。回顾2003年非典发生时中国媒体引发国内外批评的事例，任何人都不能不承认这其中的巨大进步。

事实再次证明，谣言止于透明，而遮蔽、掩饰和侥幸则会给谣言留下想象空间，给负面报道提供口实，加剧社会的不稳定程度。

透明是一种力量。华语媒体的声音中是否响亮，取决于我们对透明意义的认识。

二、整合媒介信息，“兼听”、解读，重塑公信

在以往重大突发事件的报道中，华语媒体往往会出现“单一报道”、“异口同声”的情况，既无法满足民众的知情权、兼听权，也不符合人们认识事物的方法与规律。这种刻板的统一口径只会产生相反的效果，而媒体的公信力也会大打折扣。

在汶川地震的报道中，由于国家媒体、地方媒体、海外华语媒体、外国媒体全方位介入，抗震救灾的消息形成了一个高强度的信息流，有来自不同行业和专业的专家访谈，有来自空中的航拍和卫星图片影像，有各路记者从不同地点发来的角度不同的报道，有民间拍摄的珍贵图像，特别是还转播了CNN、台湾等境外媒体报道的画面，极大地满足了民众的信息需求。特别是在电视直播过程中，“公用信号+记者”、“公用信号+演播室”的方式得到了普遍的应用，记者的个性视角和主持人、专家的独到见解，为华语传媒赢得了尊敬。特别是CCTV这次的直播可圈可点，感人至深，有很多地方值得华语媒体学习和借鉴。凤凰卫视在这次报道中特别突出了中国政府和人民生命意识的弘扬。如制作了胡总、温总在灾区亲民的MTV《亲爱的小孩，凤凰卫视和全球华人为你加油》，制作了《温总理在灾区的88小时》专题片；如杨锦麟称灾区部队帐篷小学的书声是灾区是感人的声音，如陈晓楠不忍再次触痛灾区心灵创伤的博文：我该怎样问，从不同角度展示了中国人视生命高于一切的情怀。

今年4月,藏独事件发生后，凤凰前后派五批记者赴西藏采访，除了专访了热地、向巴平措等西藏政要、西藏文化专家外、还采访了持不同意见的僧侣，以及参加打砸抢烧的犯罪嫌疑人，使整个报道呈现出开放、客观、人性、可信的状态。除此之外，我们还把着力点放在报道有影响力的海外华人的态度和言论上。如凤凰特别报道了董建华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演讲时表达的对藏独问题的看法。董先生创立了中美合作基金，在美国政界、商界有很多朋友。董先生说，“美国深信人权、法制和民主，我认为中国人也非常重视这些价值观……如果我们看一下中国的情况，当然会发现一些令人不安的情况，也会有人想去批评，但是公平地讲，如果仔细研究中国长期的表现，我们就会看到他们在人权、法制和民主方面取得的进展。”西方的媒体和民众往往会习惯性地质疑中国官方和媒体，认为他们不是有意隐瞒什么，就是想片面灌输什么，但董建华以自己的身份和表述的方式讲道理，告诉美国的民众，中国政府在西藏所做的大量工作，美国受众未必完全赞成，但却容易冷静地倾听，推动了中美民众间的理解与交流。

三、坦然应对偏见，针锋相对，智慧表达

有不少中国内地的官员与民众认为，“外国媒体只报道中国负面消息”，他们在批评外国媒体时往往会说，“某某媒体以其一以贯之的偏见对中国进行攻击和诋毁”，关闭了冷静分析思考的通道。国际问题没有国际裁判，我们认为，面对完全对立的观点和相对强大的对手，我们既要针锋相对地说“不”，又要仔细研究分析对方的观点，找出其中的深层原因，独到、客观地说理，智慧、坦诚地表达，发出自己的理性的声音。这方面，邓小平先生的智慧表达特别值得借鉴。比如在香港回归问题上，首先定下“主权问题不容谈判”的基调，然后针对西方认为中国不懂资本主义，管不好香港的言论，邓小平说，那我们就找一个懂资本主义的人来管。在中国南海问题上，邓小平提出的“搁置争议，合作开发”，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

在如何表达的问题上，有三个问题可供思考，一是政治新闻与文化新闻并重，促进西方受众对中国文化的深层理解。二是概念化和数字化的表达让位于鲜活的个体、个性报道。一篇统计经济发展数据的报道远不如描述一个鲜活家庭的生命状态更有力量。三是少用批评指责性报道，多写客观独到的捍卫性报道。

去年9月，新西兰华裔中颇有名气的“太极宗师”薛乃印杀死了妻子，抛弃3岁的女儿，逃往美国。西方媒体大篇幅报道薛乃印的残忍与无情，试图引申出华人性格缺陷。而我们的报道则把重点放在了美国华人社合作举报擒获薛乃印的过程与心态上。协助拘捕薛乃印的几位华人说，他们从没有考虑过赏金，而是出于华人一贯秉承的人道、正义、嫉恶如仇的民族品格。我们力图通过这样的表达，将华人的文化心态和文化性格为世人所熟知，从而减少中国树立“负责任的大国”形象的阻力。

四、重视民间力量，民间交锋、震撼对手

民心民愿难违，这是西方文化与价值观高度认可的。因此，高度重视、充分发挥民众力量，以民间声音表达中国观点，能取得意想不到良好效果。现在，国际互联网使东西方人们观察、认识外部世界的方式、方法发生了重大转变，华语媒体应该以变应变，以变求变。此次抵制藏独、护卫火炬的报道取得阶段性的胜利，民间的力量发挥了重大作用。比如网民对CNN等西方权威媒体假报道的揭露，对其主持人辱华言论的抗议，提出“做人不能太CNN”等响亮的网络抗议语言，陷歪曲事实的西方主流媒体于极其尴尬、难堪的境地，成千成万的海外华人自发捍卫圣火、前往CNN总部抗议的举动也使西方媒体震惊和意外，与他们的期待大相径庭，迫使他们反思并重新写出了一批反思性报道。这说明，华人民气可用，民间声音必将作为华语媒体中的一支重要力量崛起并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如何保护、引导、强化民间声音的力量，是华语媒体需要高度重视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