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洛克菲勒精心设计协和医学院 致敬中国文化

协和医学院因无限期支出增长 成为烫手山芋

解说：1924年，协和医学院有了自己的第一届毕业生，刘绍光、侯祥川和梁宝平。他们也是1917年9月，协和第一个医预班里的学员，当年一共招收了八人。

到1923年，协和从136名应试考生中仅收取了28人。不过，协和的入学门槛之高还不仅仅如此，和当时的清华、燕京等大学相比，协和的学费几乎要高出近一半。除了少数人能拿到奖学金外，贫穷人家甚至小康家庭的子弟，对协和都不敢问津。而对于那些有幸入读的学生来说，协和不啻是一座真正与世隔绝的“象牙塔”。

玛丽·布洛克：学生们在宿舍里被照顾得很好，很多人第一年的时候，还在穿中国的长袍去上课，他们的食物由学校准备，他们的衣服也有人洗，他们有一流的图书馆可以使用。他们主要全身心地投入学习就可以了，他们一辈子都记得这种充满优越感的气氛。

解说：20世纪初的北京，供水供电都北京不稳定，协和为此设立了自己的发电厂、锅炉房和饮水厂，拥有了一套独立而完整的水、电、动力设备系统。

讴歌《协和医事》作者：关于协和的民间传说很多，一大早起床的时候，擦好的皮鞋已经在外面了，然后熨好的白大褂已经，清洁工已经放在外头了。周末可以跳舞、听留声机，有很多，不光是我会对比，很多人到现在还在对比。我自己是非常认同这种方法的。

解说：作为协和毕业生里的晚辈，讴歌在她那本讲述协和历史的著作《协和医事》当中，以不无羡慕的笔触，描绘了当年协和校园里的“优越生活”。

她笔下的“协和情结”，也许与洛克菲勒父子和盖茨当初的理想非常相似。只是，再有力的资金后盾，也经不起无限期的支出增长。

此时的协和更像是一个“烫手山芋”，让洛克菲勒基金会进退两难。

这件看似不起眼的办公室，在90多年前，曾经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协和医学院解剖系第二任系主任，加大大人步达生，正是在这里根据在北京周口店发掘的一块牙齿化石，确定出一个古人类的新种属，也就是后来人们熟知的中国猿人“北京人”。

随后，洛克菲勒基金会决定出自24000美元，以协和解剖系为依托，与中国地质调查所共同组建“新生代研究室”，支持周口店的继续发掘研究。

直到1934年，由于突发心脏病，步达生倒在了办公桌旁，再也没有起来。

“北京人”的发现，让协和医学院一时名声大噪，也让洛克菲勒家族和中华医学基金会觉得非常振奋。不过与此同时，一墙之隔的协和医院却因为梁启超的肾脏割除手术，陷入了一场危机。

时至今日，对于90多年前的那场风波，曾在协和管理病案近60年，专门保存名人病案的专家马家润还是不愿多提。

马家润（原北京协和医院病案科副主任）：梁启超这个病案，当时我们也都不太注意，因为它是几十年以前的了，经常我们也不会碰到这些个事情。

马秋莎：梁启超那一年突然尿血，就住进了协和医院，就给他照透视说，他的右肾上有一个黑点，说怀疑是肿瘤。然后住院没有几天，突然就最后就决定了要开刀。所以给他做了手术，三个多小时，把右肾给切了。

把右肾给切了之后呢，没想到还是继续尿血。当然梁启超的弟弟，就在《晨报》上，发表了一篇评论了字里行间就是表示很失望。那马上陈西滢就发表了一个文章，他就批评西医，这个时候正是中西医大论争的时期，用梁启超的这个事情开始批评，批评西医批评非常厉害。

解说：五四运动爆发后，“破旧立新”成为中国知识分子和精英阶层的主流思潮。代表着传统旧文化的中医，自然也遭到了改革家们的口诛笔伐，再加上西医界人士，包括协和医学院的不少师生加入其中，更加壮大了批判队伍。

马秋莎：实际上问题已经，讨论已经被政治化了，中西医的争论实际上变成我们国家的生死存亡的大事。

解说：从学术上说，当时中西医的论争更像是“鸡同鸭讲”，而中医对西医的反击大都只能是借医疗事故来发挥。梁启超的“割肾事件”，无疑提供了最好的口实。

就在反对西医的声音越来越强时，梁启超自己写了一份英文声明，题为《我的病与协和医院》，至今还保存在病案中。

声明后来被翻译成中文公开发表，他在其中写到：右肾是否一定要割，这是医学上的问题，我们门外汉无从判断。据当时的诊查结果，罪在右肾，断无可疑。

出院之后，直到今日，我还是继续吃协和的药，病虽然没有清除，但是比未受手术之前的确好了许多。

马秋莎：等于是梁启超亲自出面帮助协和医学院来解释，这个事情到底是怎么样。协和不可避免地被卷入其中的一个最主要的理由就是你是最好的西医的榜样，在这儿摆着呢。

解说：协和医院“老五楼”二层的病房，乍看之下没什么特别，只有老协和人才知道，这正是当年孙中山入院治疗的地方。

马家润：他是1925年吧，在协和医院住院，就觉得他是得了癌症了，就打开这个剖腹探查，准备要做手术。结果打开了以后呢，因为广泛地转移。据说还做了当时的放射、镭锭的，也没什么见效吧，后来就出院了。

马秋莎：出院的原因到底是什么，也是一个谜，众说纷纭嘛。有人就说，他出院以后开始决定相信中医。

解说：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因病在北京家中逝世。

孙中山的逝去结束了一个时代。

1928年北伐胜利后，南京国民政府在名义上统一了中国。这一年的11月，卫生部、卫生局在中央和地方相继成立。三个月后，由原协和医院院长刘瑞恒出任次长，并实际主持的卫生部通过了一份《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障碍案》。尽管最后因为遭到中医界的强烈抗议而并未实施，但西医主导的优势地位得以完全确立。

马秋莎：政府希望给整个国家、知识分子和特别是外部的世界看到我们是一个接受新鲜事物，追求进步，追求科学的一个政府。

解说：而在这场以科学为名义的时代运动当中，不光是协和，中华医学基金会也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

马秋莎：中华医学基金会不仅是主持了协和医学院，而且它为协和医学院培养医预科的学生，它支持了十三所中国的教会的、公立的、私立的大学。它在1915年到1932年这个之间，它提供了220万美金给这些学校来发展基础的化学的、物理学、生物学的、自然科学的这些个基本的教育。

解说：不过，正是一个“统一”的国民政府的出现，官方和民间的目光开始转向了城市以外的广大乡村。

如何解决大多数人的疾病和健康问题，成为现实的当务之急。

崇尚精警医学方针的协和，此时甚至被当作失败的教育遭到指责。从而走到了历史的十字路口。

马秋莎：失败的原因就在于协和是这样一个跟外界孤立的，自成一统的小的一个优越的舒适的环境，而一个年轻人把他生命中最重要的八年在这样一个环境里，他完全不了解外部的世界，不了解人民的疾苦，他怎么去为人民服务？

陈晓楠：其实早在1921年，协和落成之后不久，一个名叫兰安生的美国公共卫生学家就来到了协和，他曾经带领学生走出校门，为胡同小巷里的普通百姓提供卫生服务。而他的学生陈志潜之后更在河北农村建立起了影响深远的三级医疗保健网，一年一个人只需要一毛钱，就能享有初级卫生保健。

那么下一集的节目当中，我们会为您介绍的就是这对师徒用他们的故事打破“象牙塔”和“泥巴墙”的对立，让中国的普通老百姓感受到了“手术刀”之外的医学温情。而1928年由于财政问题，从洛克菲勒基金会独立出来的美国中华医学基金会也开始和蒋介石的国民政府深入接触，却很快地被卷入了抗战的洪流，协和最终也难逃被日本人强行关闭的厄运。

《凤凰大视野》凤凰卫视中文台播出【节目专区】

主持人：陈晓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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