闾丘露薇：聊聊死刑 宽恕到底需不需要

说起死刑存废，发现自己的想法原来是如此自我矛盾。

在印度巴士轮奸案被国际社会广泛报道之后，无数印度人走上街头，要求政府修订法律，严惩强奸罪行。今年三月，印度下议院通过了严惩强奸犯的修订法案，最高可判死刑，而四名被告在九月份被判死刑。很多人相信，印度强奸罪行猖狂，就是和诉讼过程漫长，判刑太轻有关。

两年前在奥斯陆制造市中心爆炸案和于特岛枪击案，导致77人死亡的挪威男子布雷维克，被判刑入狱 21 年。他在开始服刑之后，向奥斯陆大学申请攻读政治学。奥斯陆大学校长奥特森说：“法律允许囚犯学习，我们也有评估此类申请的规则。我们不想改变规则，尽管显然有些人希望这些规则被改变。”

挪威是全球人权状况最好的国家之一，对于死刑的存废，早就过了争议的阶段，而囚犯有学习的机会，在世界上太多地方都是一项基本权利。同样在香港，1993 年废除了死刑，保留无期徒刑，而囚犯在监狱中完成学位证书的故事，常常出现在媒体，被视为励志的榜样。废除死刑，保护囚犯的人权，显然也是社会进步的表现。

很多年前看过一部美国电影《大卫·戈尔的一生》（The Life of David Gale）， 讲述一名一直反对死刑的大学教授，如何设局把自己假装成一名杀人凶手，最后被陪审团送上死刑台。一名对案件有疑惑的记者，在跟踪采访之后，终于找到充分证据证明这名教授是无辜的，但是已经晚了，死刑已经执行。当然，这也是这名教授所想要的结果—公众，只有在看到了一个无辜的人被执行了死刑之后，才会愿意反思死刑是否应该废除。

因为担心法庭不可能总是正确，无辜的人被合法剥夺生命权利的可能性无法排除，所以我最终选择站在支持废除死刑的一面。尤其在是法庭的公正性无法确保的前提下，死刑往往会成为一种披着合法外衣的武器和工具。

当然，也有不同的看法，比如在台湾一直有声音要求废除死刑，其中一个理由在于台湾发生过一些产生争议的判处死刑的个案，而警察滥权以及司法不公，也是担心导致错判的原因。不过支持死刑者认为，应当重罚那些滥用权力的人，并且防止那些有冤案可能的案件当事人被判处死刑，而不是因噎废食，废除死刑。到目前为止，赞成死刑依然是台湾的主流。2010 年，前“法务部长”王清峰就是因为公开表示支持废除死刑，拒绝签署已经判处死刑的44名犯人的执行，最终被迫辞职。

赞成死刑，有很多的理由，从功利角度出发，就是可以抑制罪行，节省监狱成本，防止再犯。不过，到目前为止，学术研究的结果非常多元，有显示死刑可以抑制犯罪，也有的认为没有直接的联系，甚至有研究结果得出，死刑反而会刺激犯罪率的上升。

一直以来，人类都在思考通过死刑剥夺一个人生命权的合理性，并试图寻找更好的方法。今年 6 月，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对一些国家以“秘密的方式”继续执行死刑判决的问题表示关注，并号召目前仍在使用极刑的国家顺应时代潮流，尽快废止或暂停死刑处罚。

反对废除死刑的还有一个理由，就是还死者家人一个公道。印度公车轮奸案死者的父亲在听到死刑的判决后表示：“他们罪有应得。”对不少受害者家庭来说，杀人偿命，是觉得更公平的结果。

这让我想起德国人普方一家，2000 年 4 月，来自苏北的四个失业青少年，杀害了在南京工作的普方一家四口。普方的母亲从德国来到南京，写信给当地法院，希望不要判 4 名年轻人死刑。

当然，这并没有改变法院的决定。几个月后，一群在南京的德国人成立了普方基金会，帮助苏北地区的贫困儿童。在他们的网站上，写着这样一段话：“基金会的存在基于这样的认识：社会不公和缺乏教育是滋生犯罪的土壤。”促成这个基金会成立的一个原因是他们发现这几个年轻人根本没有机会得到良好的教育，在城市里面找不到稳定的工作。

当然，在有些人眼中，这是因为几个年轻人的不努力。因为还可以列举出太多的例子来证明一些同样背景的年轻人，却没有走上犯罪的道路。

宽恕到底需不需要？宽恕的边界，可以到哪里？宽恕能不能换取更多的爱，还是纵容了恶的滋生？都值得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