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复：先母家教严苛 从中受益最大

凤凰URadio7月3日专访钱复，以下为文字实录:

于盈：其实您进行了非常多不同的一个角色的转换，您现在是做公益，之前也有做过外交，有做过行政，有做过新闻，有做过经济，各方面的工作其实是涉猎非常的广，那在这个所有的工作里面，您最喜欢做的是什么呢，然后最遗憾的又是什么呢？

钱复：事实上每一个工作要我走我都舍不得走，国大我也舍不得离开，不过没有办法了，我一定要离开。真正我最觉得我个人对于国家民众有贡献的工作是经建会，因为经建会他每一个决策都影响到民众的生活，我随便举几个例子，基隆河折弯曲直，现在把台北的大直变成一个非常漂亮的新兴的社区，那一个决策是我做的。我开始的时候非常反对这个计划，因为这个计划对于炒地皮是一个鼓励，所以我做经建会主委第一次委员会我就否决了，其实我立刻就邀了全世界最有名的八位水利学者到台湾，帮我研究用电脑研究，如果折弯曲直会不会造成水灾水患，八个人里面四个说会，四个说不会，没办法决定，我小时候住在一个地方叫福州街，家门口有一个公车站，上面终点叫做南市水工实验室，我就想起来，我就去看经济部长，我说你经济部有个水工实验室还在不在，还在啊，那我说拜托请他们来，我请他们依照基隆河上游做一个整个的模型。

我们那个时候用的是200年的洪峰，就是200年最大的，从上面流下来，现在是这样，没有泛滥把他插上，变成直的，也没有泛滥，媒体、电视、记者、立法委员、市议员都在场，一看下个礼拜通过，市长英明啊，这个主委真的是英明，其实主委一点都不英明，主委做这个决定，就是要确定一点，这个决定了以后老百姓不会受灾，只要这一点，也不要给暴利得到便宜。

所以我第一次会否决，这些炒地皮的人都退出了。

于盈：那我们刚才其实在来的时候也还在讨论，就是说您和连战先生之前被誉为台湾政坛的四大公子，我们还在说现在这一代的政治家很少能超越你们那一代的这种从政的优雅和这种从容，那您的父亲是台湾大学的校长还有中央研究院的院长，您的两位兄长也是在金融界和医学界非常非常的优秀，那很多人都是会用一门多杰来形容钱家，那是怎么样的一个家庭的熏陶培养出这么优秀的人呢？

钱复：我想我小时候被先母管教非常的严，你们大家没有一个人被母亲管的这么严，讲话讲不对打，做事做错了罚跪，罚站，罚不许吃饭，我先母到我40岁，我已经做完新闻局长，在外交部做次长，回家吃饭晚了，可以一口气把我骂一个小时，我太太小孩在那里看都觉得，因为上班嘛，部长不放我回来，可是我真的是到现在我最感谢就是我妈妈，如果没有母亲这么严格的教导，我今天不能如此。

于盈：所以母亲给你最大的影响的价值观是什么呢？

钱复：基本上就是一切事情循规蹈矩，讲话不能讲狂话，不能讲大话，尤其不能讲假话，讲一次假话就打一次，可以由这么一个范围你可以，超过这个都会处罚，这个对我真的是受用无尽。

于盈：所以对三兄弟的都是这样的一个这么严的家教？

钱复：没有，妈妈对大哥二哥完全没有管教，为什么呢？大哥是祖父的心肝宝贝，妈妈不敢动他，二哥天生乖，讨人喜欢，妈妈爱的要死，也不管他，所以说。

于盈：唯独管你。

钱复：所有的管教都集中在我一个人身上，现在心理学家、社会学家碰到我这个案例，他们都要调拍子，他们说小孩子不能管教，管教以后他心理会受挫折，我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我不相信，就是我的干妈常常跟我说，我有一个干妈，因为看我母亲管的太严，就常常把我抱上她家去。她说后妈管你。

于盈：庇护所。

钱复：都没有像你妈妈管你管那么凶，一天打骂，我都没有讲话，妈妈打我骂我是应该的。所以说现在不许管教年轻的人，这个台湾下一代不得了了。

于盈：那您对您的子女也是这样的一个管教的方式吗？

钱复：没有那么严格，但是不能够乱讲话，不能够做不对的事。

于盈：您对时下的年轻人有什么样的一个忠告和柬言呢？

钱复：基本上自己不要太自大，我们没有人有权利把自己放在别人上面，现在的年轻人我们在大陆北方有一句话，有人生没人养，这一句话是很厉害的骂人的话。现在年轻人没有怕的，没有不敢的，什么都要试，最后害了自己。放纵，是最要命的。我最感谢我母亲的就是把我规规矩矩的。

于盈：管教的非常的好。

钱复：我最感谢她，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怀念她。

于盈：所以这个也是很有意思，您母亲对三兄弟其实采取了很不一样的管教的方式。

钱复：完全不一样。

于盈：可能这个也造就了三兄弟不同的性格，我也记得有外面的媒体有写过，这样形容钱家，就是说钱纯就是拘谨，钱煦是开朗，钱复是害羞，那一个这么害羞的性格怎么会走上了外交的这条路，还成为了一个这么出色的一名外交家呢？

钱复：基本上我相信我的个性不是那么害羞的，是妈妈管的严才害羞。那么会去决心走外交的路是很早的，因为我五岁的时候，我的祖父在上海担任特区地方法院的代理院长，日本人想要抢这个法院，我祖父不肯，他只有五十岁，日本派人四枪打死了，我是在家里看到祖父，当然我知道他走了，很难过。我就想为什么祖父会死，就是他因为做特区地方法院，什么是特区就是租界，那个时候租界的司法权不是我们，后来我们跟外国商量设个特区地方法院，表现的好，他们让我们。

所以这就连接到19世纪40年代开始，中国受到列强的压迫和欺负，基本上因为我不了解国际情势，没有国际法的观念，做一些事情在外国人看起来都像野蛮人。所以我觉得要维护国家的尊严，外交是最重要的。所以我很小就决心走这一条路，我也很幸运，因为家庭的关系，跟许多外交界的前辈都能够很小的时候，胡适之先生、叶公超先生，没有念大学都很熟很熟，他们对我当然是鼓励，而且也有很多劝勉。

于盈：希望时下的年轻人也能像您一样从小立志，而且真的能成就自己的梦想，非常谢谢您钱复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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