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曾直言周恩来：我不会像你一样忍辱负重

凤凰卫视2004年8月22日《大放送》节目播出“邓楠：被关在中南海是邓小平最痛苦的日子”，以下为文字实录：

许戈辉：那你觉得在江西那段岁月，他思想上苦闷吗？

邓榕（邓小平的三女儿）：我觉得到那时候他已经不是苦闷了，应该说如果要是说他，从我分析研究这些历史的情况分析来看，他最，不叫苦闷，经济说最比较痛苦的那个，他自己说过文化大革命是一生中最痛苦的，那几年是最痛苦的。那么我觉得最痛苦的时期，应该是在他被关在中南海的那段时间。

邓楠（邓小平二女儿）：在北京的时候。

邓榕：在北京的时候。

邓楠：在北京的时候他就基本上是，就是老两口在那儿，接触不到任何的人，任何的事儿。那到了江西以后，起码是他每天上午可以去，虽然在那个工厂里劳动是比较累的，他也跟我妈妈说过，他说的这个，就是他锉东西的话，那么也。我妈妈说你为什么不有的时候坐一下，一直在锉，他说我老实跟你说，如果我坐下了我就站不起来了。所以应该说劳动也是很累，他因为到底是个老人。

许戈辉：对，毕竟都快70岁了。

邓楠：虽然那样，但是他不管怎么样，他可以走出院子看到外面的事情，可以，工人虽然不能随便说话，但是也可以看到工人，就不像那么，就是在一个房间里关着的那种那么烦闷。那么下午的时候，也可以有时间看看书这些的。所以应该是说，虽然是也是处于被监管的状况，但是就是说到底就是境遇还是比过去有所改变。

邓榕：境遇改变了。

邓楠：境遇还是比过去有所改变。那么再加上呢，孩子们又能回来了，所以的话那时候应该是说比前一段，比1967年、1968年的时候，那是已经要好得很多了。

邓榕：大为改观了。

邓楠：所以那时候他不会是那个，我觉得那时候他是在，就是了解很多的情况，思考很多的问题。

解说：岁月艰难，但是邓小平并没有因为个人和家庭的不幸遭遇而消沉、悲观和失望。他依然关注着国计民生，并一直为家庭的每一个成员，和自己的政治命运进行着不懈的努力。1973年临近春节，终于有消息通知邓小平可以回到北京。春节过后，邓小平夫妇带领全家人，告别了工厂的工人，离开江西回到北京，历尽了磨难的一家人，终于再次稳定下来。
  
    邓小平曾直言周恩来：我不会像你一样忍辱负重

解说：1973年4月12日，沉寂多年的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的一个宴会上露面了。一时间，各国新闻媒介争相报道。一家西方媒体形象地将邓小平称为“打不倒的东方小个子”。实际上，在这次重返政治舞台之前，邓小平就已经做好了再次被打倒的准备。

邓楠（邓小平二女儿）：到1974年的时候，他出来，开始出来工作的时候，那时候他已经做好了，第二次，再一次，第三次被打倒的准备了，他已经做好这个准备了。因为当时他跟毛主席就说，他跟毛主席说，说主席你是把我放在刀尖子上。那这意思就是说这个刀尖子上随时都可以这个，就是被刀扎到。那么他跟总理也说，他说总理，我不会像你这样忍辱负重。就意思说他要做的话，那么他一定要跟四人帮直接去碰撞，所以他肯定想到了。

邓榕（邓小平三女儿）：另外他还有对很多复出的老干部，当时就跟他们讲，说我们不要怕第三次给打倒。

许戈辉：那你们觉得他为什么能够做到不怕，他的精神支柱是什么？

邓楠：我认为他主要的精神支柱就是他看到这个文化大革命破坏得那么大，老百姓的这个，就是生活啊，那么地，就是艰苦。同时呢，这个国家呀，就是看不到希望，所以的话，他觉得他一定要尽他自己的力量来改变这种状况。所以他能不能做得到，他心里没有底。为什么呢？因为毛主席会不会让他一直做下去，这个他没有底。但是他在位一天，他就一定要为他的这个理想，为他的这个追求去做，就是如果是被打倒的话也在所不惜。

解说：恢复工作后的邓小平，开始大刀阔斧地进行全面整顿，整顿铁路、整顿教育、整顿经济、整顿军队，渐渐的，这个因为动乱而千疮百孔的国家，开始出现了生机。但是邓小平的努力却受到了，“四人帮”的阻挠和攻击。

邓楠(邓小平的二女儿）：就是他出来以后，那个时候跟“四人帮”的斗争，是非常地艰苦的，就是而且斗争非常激烈的。

许戈辉：那时候我的感觉就是整顿。

邓楠：对，就是，你像他也去联合国呀，什么见外宾呀，那时候也见外宾呀，那时候在电视里我们看到外面，他都是好像神采奕奕的，满面红光的，就是非常精神的。但是回到家里以后，有的时候，他坐到办公室里，坐到办公室里头，就一个人坐在那闭着眼睛，就有点儿紧缩双眉的，然后就闭着眼睛在那，就是在想问题，那时候我看到他以后，我心里真的是非常地难受。因为我觉得他实在是太难了，就是那时候他跟“四人帮”斗争的时候，实在是太难了。

邓榕（邓小平三女儿）：你想后来就让他自己主持会议，批判他自己，让他做出一个让他来主持，做出一个决定，要来肯定文化大革命。当然我父亲拒绝了，他不做这个决定，就是不来主持写这个决定，那么那时候的这个斗争的确是，其实挺残酷的。但是在那种时候，我姐姐说过尽管他肯定是心情是很沉重的，但是他不会就是垂头丧气，或者是表示得焦虑，急躁。

邓楠：他不是这个。

邓榕：不是这样的。

邓楠：但是我是感觉到他是在想问题，在想，他是在思考，但是他思考闭着眼睛然后坐在沙发上，然后，但是肯定不会是想很高兴的事情，能够感受得到。但是他是绝对遭到事情，他不会是惊慌失措的，他都是很平静的，遇到好的事情和那个不好的事情，他都会很镇静的。

邓榕：他特别镇静，他这个人特别镇静，特别沉稳，特别镇静。

许戈辉：所以这一点一定会对你们有很大的影响？

邓榕，我们不如他，我们差很多。

邓楠：我们不行。

邓榕：我们有点像我妈妈，比较性情，是性情中人，我们这姐妹三个。

邓楠：我们的性格都比较像我妈妈，比如说吧，有的时候他看电影，他看电影，因为他耳朵不好嘛，所以我们经常是要给他当同声传译。所以看着看着电影的时候，有的时候呢我就会一边跟他讲着，一边我就在那泪流满面地。

邓榕：就哭起来了。

邓楠：就哭起来了，然后话也说不出来了，然后我父亲那时候就会说，真没出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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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说：4月4日，天安门的悼念活动，被定性为反革命事件，邓小平再次陷入了政治困境。4月5日下午三点，邓小平再一次从家中被带走，离开了自己的家人。

邓榕（邓小平三女儿）：最后父亲在被带走的时候，又一次被软禁被带走的时候，那时候我们是全家人知道他可能这次，说句实话可能就是一去不复返了，所以我们全家人陪着他从会客室一直把他送到门口，到了门口以后，邓楠拿了，临时找了一副扑克牌放到父亲的口袋里面，因为可能觉得父亲未来的这一段时间，可能是非常难渡过的，所以希望能够有一副扑克牌让他消遣一下，能够分散一下注意力，就塞了一副扑克牌在父亲的口袋里。

许戈辉：中国在那个年代是很讲究家庭成分的，很讲究就是说这个。

邓榕：株连九族。

许戈辉：由于你们的孩子有可能会收家庭的影响，那你们就从始至终从来没有想倒过和父亲划清界线吗？

邓榕：从来没有，不可能，因为我们太爱我们的父亲了。

邓琳：不想跟他划清界线，觉得他没错。

邓榕：一个是我们跟父亲有感情，一个是就像我大姐说的一样，我们就根本就不认为他有错。

许戈辉：从来都没有怀疑过？

邓榕：我们认为他是正确的。

邓楠：当时一开始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就是那时候不是说要，打倒党内第二号走资派嘛，就是打倒他嘛，当时我们三个人，哎说是，当时都觉得到底打倒他是什么罪名，所以我们三个人骑着自行车跑了很多的地方，跑了北大中宣部、组织部去看大字报，结果看完了以后，回来了以后，我们的结论是没任何问题，大字报上所写的东西都是一些。

邓琳：都不成问题。

邓楠：都是不成问题。

邓琳：白猫黑猫成什么问题。

邓楠：最大的问题就是白猫、黑猫。

邓榕：最严重最大的罪状就是白猫黑猫了。

邓楠：最严重。

邓榕：这就是他最大的罪状。

邓楠：觉得当时我们看完了，我们回来讨论认为没有问题。

邓榕：还有一个就是邓小平爱玩儿，不工作光玩儿，就打桥牌，这也就是，也是他的罪状。

邓楠：也是罪状。

邓榕：说起来简直现在都觉得很可笑，可是当时真的是很。

邓楠：再就是毛主席说的，开会的时候都离我很远，坐得离我很远。

邓榕：主席说邓小平耳朵聋，又坐得离我很远，对我敬而远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