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海弄潮——温州商人沉浮录
光伏产业全线飘红 温州民间资本大批进入
解说:2010年国际光伏产业全线飘红,为胡福林带来了6800万元利润的好成绩,他决议扩大投资,将原来的3个光伏生产基地扩大到12个,截止2011年秋天他在光伏产业上的投入已达6亿人民币,而这笔资金最终也同样来自民间借贷。
胡福林:当时觉得进入太阳能行业是没错的,因为科技含量又有,利润又有,又是国家政策支持的项目,就觉得进入这个行业是对的,资金不断地投入,把产业链做长,想完成一个完整的产业链,这样我们的成本竞争优势就有了。按照我们原来布局,想去香港上市嘛。
解说:那是一个最好的年头,光伏产业的短期获利,刺激胡福林反哺眼镜行业,2011年上半年他启动了在上海的眼镜连锁项目,然而好运似乎走到了尽头。当年上海30多家门店全线亏损,胡福林的资金周转开始险象环生。更令他措手不及的,是由于欧债危机愈演愈烈,2011年光伏太阳能的主要市场欧洲,需求骤然萎缩。与此同时,在香港上市的计划遭遇滑铁卢,加之国内银根突然收紧,银行越发惜贷。胡福林资金链断裂的消息,在2011年8月不胫而走,债权人的电话从早到晚响个不停,有的甚至直接上门讨债。
胡福林:就是他紧张,问你也要问嘛,我欠他的,他来拿回去,我紧张了拿回去也正常嘛,或者人家说你这个礼拜,你能不能还一点,都很正常。逼得你透不过气来一种感觉,人的压力确实很大,市场又没了,员工工资又要发,我们本来想进入美国市场,美国市场反倾销。
解说:一个月后人们发现胡福林已悄悄出走海外,他究竟欠下多少债,有人说15亿,有人说20亿,还有人说更多,3000名职工的工资怎么办,债权人的财产又该怎么办。其实胡福林已不是温州第一个出逃的企业家,在过去半年里温州已先后有及十家企业老板,因资金短缺或失踪、或跑路甚至自杀。一场金融风暴在温州平地而起,让全中国为之侧目。人们将目光投向政府,该不该出手救市,又该如何救市,从地方到中央执政者的智慧在经受考验。
陈德荣:我觉得不能够把它简单地归结为救或者不救,把它极端化,要么救,要么不救,不是这个问题,首先我们要搞清楚,这轮金融风波它产生的原因,为什么早不发生,晚不发生,就在去年下半年发生,因为这有整个世界经济,大的金融风波的影响,也有这两年我们国家的宏观调控政策的影响。温州是民营经济为主体的经济发展的模式,他对市场的反应灵敏度,要比其它地方要高,所以为什么温总理非常重视温州,因为他把温州看作中国市场经济的一个指示器、风向标,温州产生的问题,可能过一段时间,滞后性,在全国其他地方会表现出来。所以这个问题不是温州所独有,而是温州表现得更早、更典型而已。我不能说好像政府拿这个,政府的,财政的钱,说去堵他的资金链断裂,这个不可以的,但是作为地方政府来说,在当前出现问题的情况下,怎么来规范市场经济的行为,你比如说有很多暴力讨债的,这个就是非法的,我就要进行打击,规范讨债的行为。但反过来讲,你这个欠债还钱天经地义,你说你跑路,你这也是不守信用,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你跑路,欠债不还也是不对的。所以我怎么能把跑路的,给你做工作,找回来或者说是劝你回来。
解说:2011年10月10日,在经历了21天艰难的思考后,胡福林终于下决心回到温州,他的回归,被看作温州金融风波的转折点,温州市政府借由对胡福林问题的解决,给动荡的人心打入了一剂镇静剂。
胡福林:加上我们温州的企业界,特别是王振滔主席,他也跟我沟通,他说胡总这个是,已经不是你个人的问题,这已经关系到温州企业家整体的信用问题,他说你赶快,所以说这对我来讲,我非得回来,包括政府,陈书记,市里面的政府,他也希望政府能早出台一些帮扶政策,企业慢慢都会走出困境,所以这一轮政府确实出手比较及时。你看我这里,我的办公室,我出走,我的高层管理人员还在上班,还有政府来保护,一点都没少,所以这也是个条件,如果我回来都没有了,听说有的企业都没了嘛,连窗门都被人家拆走了,我这个还好的。
潘忠强:信泰光学他原来企业实际上是停产了,政府给了他一笔扶持基金以后,企业生产正常了,工人,大家都回到了工作岗位上,为了解决企业的困难,特别是资金链断裂的问题,我们政府当时拿出了十个亿吧,建立这个企业解困扶持基金,来解决企业的资金困难问题。
陈德荣:现在民间因为金融风波以后民间借贷不活跃了,他借不到了,我政府设立一个转债周转金,来填补空缺,在政府的资金有十分安全保障的前提下,替你周转一下,代替了市场当中缺失的这个链条,这个环节,同时的话也把这个讯息透明,让大家不要谣言传来传去,传得大家人心惶惶,我们索性把这个情况讲清楚。
解说:眼下的胡福林虽是焦头烂额,但人们普遍相信他的处境还算乐观,毕竟他的企业在全球积累了五百多个合作伙伴,只要能恢复投资人的信心,债务并不难解决,何况他手里还握有220亩工业用地,估值在10亿元左右,而主营业务眼镜的订单也已排到了明年。
胡福林:市政府在政策上支持我,这样我走出困境,就会走出来,走出去以来银行也好、债权人也好,原来如果说破产拍卖的话就不值钱嘛,现在这样子的话,大家都得到一个偿还了,只要把温州人的信用能守住,现在能守住这个信用,不要让人家觉得我们不负责任,我已经很开心了。把债能还掉,股权到时候我多少零都可以,我变成职业打工都可以,这个根本没去想那个事情,现在我们这么努力去做,这么多团队,债权人也跟我一起在做,主要就是把企业生存下去,把它盘活,每个人应该把原来的债权收回去。对所有的员工,对所有人是一个负责任的事情。
陈德荣:这一轮金融风波可能对我们熟人信用是一个冲击,但是对于现代契约信用应该说也是一个提升,一个推动。大家可能今后在民间借贷中,可能会更加规范,更加成熟。
解说:温州商人林东如今在杭州经营着一家食品企业,说起2011年发生的这场“温州老板跑路风波”,林东颇有感触。17年前创业初期,他也曾有过相同的遭遇。
林东:往往谁会借你钱,你想象一下好了,那个时候银行肯定不会借你这么多钱,借你钱最多的一定是你最要好的亲戚最要好的朋友,创业失败,亏掉的不仅仅是钱,还有尊严和亲情。尊严,只要你创业成功还能赚得回来,但是有些亲情亏掉了就没了。我们家当时有世交,很好、很好的,我到杭州来创业,因为我在他们眼里长大,他们觉得这个小孩很乖,所以愿意借我们钱。但是那个时候1995年过春节前,亏了钱以后我们还不掉嘛,大概20多万,因为他们急啊,所以跟我妈妈讲的一些话,就非常的难听,已经把这么多年建立起来的世交全部给减完了,我讲这个是亏掉了。
解说:像林东这样的创业经历,在温州并不罕见,作为草根企业家的主要资金来源,正是民间金融让这座城市产生了大批的“中国制造”和“隐形冠军”,并成为“世界工厂”的缩影。改革开放之初释放企业家精神,让温州快速发力进入新世纪后,温州的先发优势逐步弱化,“抢在起点,停在拐点”,“温州病”困惑温州。2011年的金融危机也是诸多病症的集中爆发。
陈德荣:我们分析温州的民间金融存在两多两难的问题,一个民间资金多,投资难,没有投资就成为游资,像幽灵一样在那儿游荡,游到哪里就产生一种金融的放大效应,就会有一种破坏力,第二个中小企业多,融资难。现在我们整个国家的金融,以国有银行为主体,所以他对小微企业的服务,就缺少最后这个层面。
解说:2011年七、八月间,和胡福林一起跑路的温州企业主超过了40人,一时间“跑路”成了人们见面时的问候语,金融恐慌弥漫温州,之所以“人人自危”因为温州九成的家庭、个人,和六成的企业都参与了民间借贷,民间借贷的规模已超过1200亿元,为什么如此巨额资金没有投资温州的实体经济,反而成为钱炒钱的游资呢?
吴敏(《温州日报》策划总监):每个企业,特别是温州劳动密集型企业,他们通过这几年的生产以后他们觉得利润空间越来越少,他们有几个原因,第一,劳动力成本增加;第二,原料才成本增加;第三,银行贷款越来越难,成本越来越高。
解说:打火机曾经是温州制造的标志,这里生产的打火机一度占据全球金属打火机80%的份额,近年来这一行业日渐萎缩,春节后的复工,李中坚特意把时间选在正月初八,希望能博个好彩头。
李中坚(温州商人):这个2012年能够尽量保本经营,我感觉到都不错,感受到的有可能一些跳楼啦,或者叫的很响(的企业),那政府可能就直接去扶持一些。像我跟他们开玩笑说,有很多人坐那个,坐船啊,很多晕船的人政府是没办法,你吐了或者跳下去了,政府就赶紧来扶持你。
解说:李中坚从手工仿制日本产打火机起家,由家里的小作坊到开拓国际贸易,一度每天出口10万只打火机,一路打拼二来,经历了太多的大风大浪,如今却感到晕船,原因很多首当其冲是劳动力成本上升。数据显示2011年以来,全国25个省市区的最低工资标准平均增长22%,即便是工资提升,众多企业依然面临招工难,和员工来了又走的难题,为了留住老员工减少流失率,李中坚的公司里熟练技工的工资,最高涨了40%。一般普通工人的工资,或从1600元涨到1800元,或从2000元涨到2200元,而这已经是温州企业的通行做法。
李中坚:一个人200的话你算算,你算它我们到500人的话,这一个月就增加10万。
解说:李中坚的企业贷款大概三四千万,此前的利息是四厘,目前已经翻了一倍,即便如此拿到手的贷款,也常常打了七七八八的折扣。
李中坚:比如说贷款100万,叫你要存30万、50万、20万,它根据银行不同,也根据你的企业不同。比如说现在国家利率6.2%吧,比如说它要根据企业的情况,要先加个20%-30%是吧,加个20%-30%算是,面子给你的。
解说:经营成本在上升,市场竞争却日趋激烈,利润已经像刀片一样薄。2000年前后温州打火机行业的利润至少在30%以上,如今行业平均利润只有3%-5%,最近李中坚的公司迎来了一批日本客户,打火机企业绝大多数以代工为主,产品附加值和技术含量有限,主要靠价格竞争,日本人货比三家,李中坚就只能单价压低2-3美分来满足客户。
李中坚:从去年的那么一个金融风波一过来,很多企业家信心很差,感觉到我为什么去做那么一个企业,如果不做,我把这么几千万块钱收回来,把这个厂房出租掉,给自己吃了,几代人都够了。
解说:产业调整滞后,传统产业生命力不强,使得投资实体经济的收益,远低于投资房产、矿产、黄金,活跃于温州地下的民间资本涌向了收益高的领域。
潘忠强:当虚拟经济的规模,超过了实体经济规模以后,一旦宏观环境发生变化,比如说金融紧缩,银行贷款他要收回去了,收回去以后我们的企业就必须要想办法维持这个资金链的运转,从正规金融渠道贷不到款以后,他必须要从民间渠道来解决这个资金问题。
胡福林:因为银行都看好我,我把钱拿来,当时2008年比较宽松嘛,钱拿来投进去了,现在一紧张,我整个盘就转不动了。民间资金毕竟说好也是短期的,压力很大,利息开支越来越大。
解说:企业资金需求的普遍上升,进一步推高了民间借贷规模,借贷利率随之水涨船高,温州官方公布的数据显示2011年8月、9月民间借贷利率超过了25%,而民间流传的数据是温州民间借贷市场月息最高已达15%,也就是说年利率是180%。
胡福林:最主要就是这样的成本,肯定做实业,算都算得到很难维持,你维持一两个月是可以的,这样看来一年下来的话很危险。
解说:利息逐步推高,企业的风险也逐步推到了最高点,一旦企业资金链断了,在约定时间内无法偿还高利贷,损失就会波及各个环节的所有利益相关者。
吴敏:民间的利息,随着市场紧张以后,大家继续贷的话,它就越来越高。那对企业成本就越来越大,这样的情况下,在市场又不好的情况下,他就雪上加霜,他的成本就不堪负重,最后在资金链断裂的情况下,不是选择跑路,有些企业(家)甚至选择了跳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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